厚，但隐隐能看见太阳的轮廓，像一个模糊的光斑。

九点四十分，广播再次响起。

“请各班按顺序进入礼堂，收看追悼大会直播。”

没有催促，没有喧哗。一个班接一个班，安静地走向礼堂。脚步声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

高一文班的队伍走在教学楼的走廊里。我走在晓晓旁边，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稳。前排，王梅低着头，两个麻花辫用黑色橡皮筋扎着；朱娜走在最前面，腰背挺得笔直，像每一次集会那样。

礼堂的门敞开着。

穹顶的六盏大吊灯全部点亮，但光线穿过灰白的冬日天光，落在深红色的座椅上，依然显得沉郁。一千二百个座位，几乎坐满了。

没有一丝杂色。

只有黑白灰，只有洗旧的靛蓝校服，像一片肃穆的海。

我们找到位置坐下。晓晓坐在我右边，王梅坐在我左边，朱娜坐在过道边。前排是金丽和杨红星，后排是丁琳琳和江晓曼。

没有人说话。

九点五十分，礼堂前方的电视屏幕亮了。

画面里，北京人民大会堂。黑底白字的横幅：“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主席台上，摆放着巨大的遗像，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领导人肃立在前排，身后是各界代表，黑压压的一片，望不到尽头。

哀乐响起。

十点整，追悼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默哀三分钟。

我们站起来。

晓晓的手在座椅扶手上轻轻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凉，比五天前礼堂动员会时更凉，掌心有细微的汗。她没有看我，只是看着前方的屏幕，眼眶已经红了。

我握紧她的手。

三分钟。

礼堂里静得只能听见电视里哀乐的声音，和偶尔传来的、压抑的抽泣声。窗外的风掠过藤萝枯枝，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是也在默哀。

画面里，镜头扫过一张张面孔——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军人，有普通百姓。有人在无声落泪，有人咬着嘴唇，有人紧紧攥着拳头。

默哀结束，坐下。

追悼大会继续。悼词，介绍生平，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每一句话都像重锤，敲在心上。

屏幕里，那个熟悉的声音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

晓晓的手又握紧了些。

我转过头看她，她正盯着屏幕，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但她没有擦，只是那样看着，嘴唇微微颤抖。

前排，金丽也在落泪，杨红星红着眼眶，把纸巾递给她。后排，丁琳琳的抽泣声很轻，很轻，像怕打扰什么。江晓曼靠在椅背上，眼睛望着天花板，睫毛上挂着细碎的泪珠。

王强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贾永涛坐在他旁边，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追悼大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当屏幕里《春天的故事》旋律响起时，没有人起身。没有人离开。一千二百人就这样坐着，静静地听着那首熟悉的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窗外的风停了。礼堂里只有歌声，和偶尔的抽泣声。

直到转播完全结束，屏幕暗下去，各班才开始安静有序地退出礼堂。

走出礼堂时，天还是灰的，但云层薄了些，透出淡淡的、柔和的阳光。

操场上，国旗还在旗杆一半的位置静垂着。阳光从云隙洒下，在旗面上镀了一层薄薄的金色。旗角不再拍打，静静地垂着，像在默哀，又像在守护什么。

“下午停课。”朱娜走过来，声音有些沙哑，“孙老师说，大家可以回家，也可以留在学校。明天恢复正常上课。”

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散开，有的往校门走，有的往宿舍走，有的站在操场上，望着那面半垂的国旗。

“羽哥哥。”晓晓轻声唤我。

“嗯？”

“我们……去藤萝架下坐一会儿吧。”

“好。”

我们并肩走到藤萝架下。

枯枝还是那些枯枝，纵横交错的，在灰白的天光里像一幅水墨画。但今天看它们，感觉不一样了——那些沉默的枝条，像是在倾听，又像是在陪伴。

我们在石阶上坐下。石阶很凉，隔着裤子也能感觉到那种凉意。

晓晓没有说话，只是靠在我肩膀上。她的手还握着我的手，一直没有松开。

阳光从云隙里洒下来，落在藤萝架上，落在枯枝上，落在那些刚刚冒出不久的芽点上。那些芽点——昨天还只是极淡的嫩绿——今天再看，好像又大了一圈。

“羽哥哥。”晓晓开口，声音轻轻的。

“嗯。”

“我好像忽然懂了。”

“懂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还是红的，但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迷茫，而是某种安静的、坚定的光。

“陆校长说的‘接过这个时代’，”她说，“是什么意思。”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

“我们以前总觉得，‘时代’是大人的事，‘责任’是将来的事，”她继续说，“可是今天……看着那面半旗，听着《春天的故事》，我才发现，其实我们早就在这个时代里了。”

她顿了顿，望向远处的旗杆。

“那个老人，他画了一个圈，让很多人过上了好日子。我爸妈，你爸妈，还有咱们……都是因为那个圈，才能坐在这里读书，才能有以后。现在他走了，这个圈，得有人接着画下去。”

“咱们？”我轻声问。

“嗯，咱们。”她转过头，看着我的眼睛，“还有莉莉，杨莹，胖子，若曦，玉凤姐，梦瑶，欧阳……还有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