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二月初五，天气：晴转阴，午后南风 上午

南边的云堆上来了，把太阳遮成一块毛玻璃。藤萝叶子在这样的光底下发暗，豆荚壳也不响了，像是知道要变天。

早上到老槐树底下时，晓晓已经在等了。

“今天欧阳来信。”她把水壶递过来，手指在壶盖上点了点。

“你怎么知道？”我把水壶接过来。

“昨晚梦瑶说的。她今早在校门口等你。”她把围巾往上提了提。

到校门口，秦梦瑶已经站在那儿了。她手里攥着一个信封，白色的，上面用圆珠笔写着“陈莫羽收”。

“欧阳让我带给你的。”她把信封递过来，手指在信封上停了一拍，“他说，让你锁进你的信盒。等1999年再结。”

我接过信封，翻过来看了看。信封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1999年，郑州见。”纸边有点毛，像是被翻来覆去摸过很多遍。右上角那张邮票的边角微微翘起来。

“欧阳转学了？”我抬起头看秦梦瑶。

“嗯。初三那年转的。郑大附中。”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他走之前写了这封信，让我保管。我想等你从医院出来再给你。”

“你怎么不早给我？”我把信封放进口袋。

“我本来想等你二模考完再给你。你病着的时候，别让你分心。”她看着我，语气很认真。

我把信封攥在手里。纸边有点凉。掌心贴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信封里那张信纸的棱角。信封不厚，捏在手里轻飘飘的，可又觉得沉。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分量不在纸的厚薄，在写字的人花了多少心思。我忽然想起欧阳转学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南风把操场上的煤灰吹得满天都是，他背着书包站在校门口，冲我们挥了挥手，什么也没说。

“梦瑶。”我叫住她。

她回过头，围巾穗子扫在肩膀上。

“欧阳在郑大附中，怎么样？”我把信封放进口袋。

“还行。”她把围巾往下扒了扒，“他说他数学不好，在补。他说郑大附中的老师讲得快，他跟不上。”

“他体育好。”我笑了一下。

“体育好也得学。”她看着我说，“郑大的工商管理，比高考难多了。”

她站了一会儿，南风把她的刘海吹起来，她伸手按了按。然后说：“我走了。一中还有课。”

“路上慢点。”我朝她摆了摆手。

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浅蓝色的围巾在南风里晃了晃，消失在巷子口。

下午放学，我回到家，坐在书桌前。信封放在桌上，白纸，圆珠笔字。我没有拆。

我从书包夹层里翻出钥匙。我的信盒的钥匙。信盒在床底下，锁着。我蹲下来，从床底下拉出信盒。信盒是铁的，不大，上面有一道锈迹。锈迹从盒盖边缘延伸到盒身，像一条干涸的小河。这不是沙河边老柳树下的童年画盒，也不是八仙盒。这是我自己的信盒，锁在床底下，钥匙挂在脖子上。

我把钥匙插进去，转了一下。锁开了，发出一声很轻的“咔嗒”。

信盒里面有几张纸，一个橡皮，几颗豆荚壳。豆荚壳是去年秋天在藤萝架下捡的，壳已经干透了，轻轻一晃，里面的种子就哗啦哗啦响。橡皮是高二用的，已经磨掉了一个角，背面用圆珠笔写着“等郑”两个字。这些东西搁在别人眼里，大概都是该扔的。可搁在我这儿，每一样都拴着一段日子。如今它们都安安静静地躺在信盒里，不声不响，倒像是替我记着那些我自己都快忘了的事。

我把欧阳的信放进去，放在最底层。信压在豆荚壳和橡皮下面，平平整整的。这封信是欧阳初三转学前托梦瑶保管的，梦瑶一直留着。今年3月我二模考完，梦瑶才转给我，让我替他锁进信盒最底层。她说等1999年再结。欧阳俊华从来没告诉过梦瑶信里写了什么。

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豆荚种子。今天早上在藤萝架下捡的，新鲜的，壳还是软的。我把这颗新豆子放在欧阳的信上面。

“这是二模的豆子。”我对着信盒说，“等挖出来的时候，看它干成什么样了。可能壳都裂了。裂了也没事，里面的种子还在。”

我把信盒盖上，锁好。钥匙穿进红绳，挂在脖子上，贴着胸口。铜鸟书签在书包夹层里，碰在钥匙上，叮的一声，很轻。那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可我却觉得整个屋子都响了一下。钥匙是凉的，贴在胸口，慢慢地也焐热了。我想，有些东西放在身边，不是为了用，是为了知道它还在。

晚上，晓晓打来电话。

“信锁进去了？”晓晓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带着一点笑。

“锁进去了。”我把话筒换到左手。

“钥匙呢？”她问。

“挂脖子上了。”我伸手摸了摸胸口的钥匙。

“你把钥匙挂脖子上了？”晓晓的声音里带着笑意。

“嗯。怕丢。”我把钥匙攥在手里。

“丢不了。”她的声音很轻，但很稳，“我帮你看着。”

挂了电话，我站在书桌前。南窗外的玉兰树在灰蒙蒙的天光里安静地立着，第一朵花已经开了，白色的花瓣在阴天里显得格外醒目。

我翻开政治压缩纸。认识论那张背面，“等回来”和“会回来”并排躺着。浅灰和纯蓝，一淡一浓。我用手指在“会回来”三个字上摸了一下。

然后我拿起笔，在草稿纸角上画了一个勾。今天的勾。

躺在床上，我伸手摸了摸胸口的钥匙。铜的凉意渗进皮肤里。我想，1999年7月，挖出来的时候，欧阳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