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通奸。不能有调皮捣蛋的，不能有不服管束的。从现在起，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准搞变通。我们要有道德标准，纪律标准，仪表标准。

“第二，所有军官都必须通过资格课程考核。不准有例外。不管他是什么军衔。

“第三，我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军衔的人。没有例外。所以你们要把这些话跟你们的士官交代清楚。

“最后，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处理。你们可以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你们也可以到我办公室提出调动到其他单位的要求。否则，你们就必须来个脱胎换骨，如果你们还想留在这支部队的话。”

那些最差劲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亚伯勒着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军官和士官开始觉得有了奔头。如果你到了特种部队，能够干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愿意，就有可能在部队长期干下去。

所以特种部队对那些有野性的、不称职的、守旧的人，已经不再是没有发展的地方了。它成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成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肯尼迪政府明确表示，“对付叛乱”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后不久，对付叛乱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统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它们必须联系与行为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各种资源——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学——一起打造。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学科和比较直接的军事功能结合起来，产生一个在对付叛乱的恶劣实战环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

特种战争中心必须对这一新领域进行研究。

比尔?亚伯勒本人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他在情报和反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使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了解敌人（和朋友）的方法。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知识和灵感的源泉以及如何去寻找。

他首先去找了罗杰?希尔斯曼。在提出反游击战以及非正规战争的概念方面，希尔斯曼在国务院和白宫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希尔斯曼到特种战争中心来过好几次，向亚伯勒和中心的教官和学员提供了这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观点。

亚伯勒和他的参谋人员还研究了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胜利。它指明了一条可行的反游击战理论——即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在向当地的游击队渗透的过程中不要心慈手软，然后把他们从人民中连根铲除。反面的例子就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和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虚假胜利。

向他提供经常性咨询的人还有一些专家，包括查尔斯?M?泰勒（二战中美国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担任美国之音的台长）、杰伊?扎沃德尼博士（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二战时与华沙的波兰抵抗组织并肩作战，后来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正规战争和心理战方面的论著）以及其他几个有专长的人。

五角大楼的一些人

他所咨询的人和研究的有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亚伯勒不怕使学生感到惊讶。他知道，按常规的思维是无法把这项工作做好的。

例如，有左翼思想倾向的法国军人作家贝尔纳?福尔就经常应邀到特种战争学校非常规战争班去讲学。福尔的《没有欢乐的街道》被用作该校的教科书。那是一本经典的历史著作，写的是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那场战争。福尔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言辞犀利、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评论，常常在他的军人听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亚伯勒写道：“他有事实，有数据，有历史，还有个人体验。而学生方面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缺乏充分的资料，所以通常情绪比较低落。”

最后，福尔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鄙视，使得“五角大楼的一些人”对他在布拉格堡的频频出现表现出关注。亚伯勒接到华盛顿打来的一个电话：“那个叫贝尔纳?福尔的法国人在特种战争学校是不受欢迎的人。”可是，当亚伯勒要求把这项命令落实成书面文字的时候，他们收回了这项要求，而福尔的出现就像催化剂一样，继续给学校里年轻的绿色贝雷帽们带来冲击。

关于非正规战争的另一个有争议的看法，则来自有传奇色彩的空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似乎是从间谍小说中跳出来的真实人物。实际上他的故事曾经鼓舞了好几位小说家；他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和莱德勒与伯迪克创作的《丑陋的美国人》中的人物原型（他们的人物中还可以看见罗杰?希尔斯曼的影子）。虽然他的成就是有争议的——他在越南的行为值得怀疑——但却是真实的。在20世纪50年代，兰斯代尔被借调到中央情报局，而后被分配到菲律宾。他使得中央情报局在对付菲律宾的共产党游击队（被称为“胡克”）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兰斯代尔采取了好几种办法。首先，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影响，他推出了一个无疑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拉蒙?麦格赛赛麦格赛赛在二战期间是菲律宾吕宋岛游击队队长，战后曾任该国国防部长，进行了长期的反游击战。。有人争论说，麦格赛赛是菲律宾的华盛顿和林肯。他后来成为菲律宾总统，但是上任后不久就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第二，兰斯代尔后来被人们说成是在“黑色”心理战方面有超群才华的人——散布能够伤人的谣言。例如，他在农村散布谣言说，内心邪恶的人将成为当地吸血鬼的盘中餐。接着他让手下人把一个死胡克的血抽干，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