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

她感觉好些的时候，我们也会出门散步。“我想念校园，”有一次，她摸着我的手臂，小声说道，“可惜我们没能一起度过大学时光。认真学习的感觉简直太……”

她找不出合适的形容词，只好摆了摆手臂。“尤勒斯，等我明年好些了，你陪我去上一次课吧。我知道，这样说更多的是在安慰你，但我的病总得有个盼头吧！”

秋天用落叶给英国花园铺上了一层地毯。一只天鹅从湖中走出，笨手笨脚地朝我们走来。阿尔瓦撞了我一下，问道：“你明年有什么愿望？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你会做什么？”

“骑摩托车。”我不假思索地说。

“真的吗？”

“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想骑摩托车。每次听托尼形容那种飞一般的感觉，我都在一旁羡慕不已。我虽然确信他有些言过其实，但一直很想亲身尝试一下。”

“那你为什么没去试呢？”

“嗯……可能会出事。”

“有数百万人在骑摩托车，也没见出什么事啊！”

“那是运气。”

“有可能，”她只是简单地说，“那运气怎么就不能站在你这边呢？”

后来我们一块儿站在厨房里准备午饭的时候，阿尔瓦的手机振动了。她犹豫了一会儿，伸手去接电话。我们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是医院。”她小声说。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我把做饭的勺子放到一边，焦急地走来走去，不时看一眼阿尔瓦的脸色，想要从中看出些许端倪。这通电话为什么持续了这么久？有那么一会儿，她闭上了眼睛，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但很快，她又认真地听起了电话。

我突然生出一种热血沸腾、兴奋异常的感觉。起初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但接下来我意识到，这都是因为阿尔瓦笑了。她不停地点着头，喜形于色。“嗯，当然。”说着，她猛地抓了一把我的衬衫。她把我拉到身边，想叫我一起听电话，但对方已经挂了。后来的一切发生得很快：通话结束后，我们拥抱着对方；我听见自己大喊着一些不知所云的话，然后再次紧紧地把她拥在怀里。这时，我能感觉到我全身都在颤抖。

主治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彻底消失了。因此，他建议放弃风险和压力都很大的骨髓移植手术，改为保守治疗。

我想反复听这个消息，每次换一种说法，一遍又一遍。我给马蒂和埃莱娜打电话，之后又给丽兹和托尼打电话。托尼正在地铁里，听不清我在说什么，这对我来说再好不过，因为我可以大叫：“我说，阿尔瓦战胜了癌症！”

但真正的欣喜并非来自刚刚得知的消息，而是来自随之而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天下午，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散步。我们在那儿一起踢足球，一起在游乐场上欢快地荡秋千，一起吃从小吃店买来的薯条。相互交谈时，每个人眼里都焕发着光彩。没有一个人想要回家，谁都不想让这梦幻般的一刻太早结束。

夜里躺在床上，阿尔瓦和我都难以入睡。兴奋感依然在我们身体里回荡，我们俩都清醒得很。在她的要求下，我去附近的加油站买了她最爱的香草饼干冰激凌。回家的路上，我脚下起初还是正常的速度，后来就越走越快。最后几米，我几乎是拎着塑料袋跑回了家，一边跑一边不由得笑出了声。

我们边吃冰激凌边规划未来。过去几个月里，我们脑子里想的只有医院打来的下一通电话，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拓展一下话题，聊一聊埋藏心底的愿望、可能的旅行以及等文森特和路易丝长大后我们想做的事情。

“你就承认了吧，”我抚摸着她脖子上的两道伤疤，“你一直都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当然了，这不过就是一个……”

“零和游戏，我知道。”

“而且我也不能留下你一个人管孩子，这对我来说倒没什么，就是苦了孩子们。”

我们开始想象，如果我一个人抚养双胞胎长大，会发生什么，甚至还描绘出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路易丝成了十足的女朋克，留着印第安人的发型，逃学在一个糟糕透顶的乐队做贝斯手；文森特成了个孤僻的密教徒，在加入一个神秘宗派之后，随着他的新同伴永远消失在加拿大的荒野之中。

“密教徒？我做父亲真有这么糟糕吗？”

“好吧，可能没这么糟。”

“他们都不听我的话，只服你管教，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耸了耸肩。

“简直强大到娘胎里了。”我小声说。

阿尔瓦睡着后，我依然清醒。外面下雨了，雨滴打在窗户上，她睡得很安稳，仿佛睡眠将一切阴郁的念头都抹去了。她转向我这边，一只手放在我的胸口，我连忙把它握紧。一阵倦意袭来，我依然紧盯着她，直到我也陷入了梦乡，梦见自己牵着哥哥的狗在无边无际的森林里游荡。

冬天来临的时候，阿尔瓦已经长出了一大片头发。我们在哥哥家欢度圣诞节，那儿可以为这种场合提供足够的空间。这座被灌木丛包围的房子孤单地伫立在一大片田地之上。这儿有许多空房间、巨大的花园和一堆高科技玩具，譬如可以上网的冰箱和可以伸缩的银幕，拍《小鬼当家》简直再合适不过。

“马蒂最爱把钱花在没用的东西上。”有一次，姐姐这样说。

所有人都来了，包括阿尔瓦的父亲。他是一个矮小结实、脾气有些古怪的老头，鼻子长得像罗马人，嘴角挂着一丝忧郁，这与他乐观的天性不太相称。他目光坚毅，由于经常在阿尔卑斯山区攀岩的缘故，皮肤有些发黄。他先跟阿尔瓦拥抱了许久，又把孩子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