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的压抑感烟消云散。死亡就是虚幻的反义词。我想独自待一会儿，马蒂带走了孩子们，丽兹也走到一边。墓地里一片宁静，只能隐约听见沙沙的风声。突然之间，我为自己这几星期一直像个孩子一样躲进梦里感到羞愧不已。但只有在那儿，阿尔瓦还活着。只有在那儿，我才能找到我的父母。

回忆是逝者最后的避难所。

我又看到阿尔瓦出现在我面前，跟我说话；但这一次，这幅画面很快就消散于无形，被另一幅画面所取代：我驾驶着摩托车，沿着乡间小路行进。我戴着耳机听音乐，头盔没合上，其他的我想不起来了。这天早上，我预约了葬礼的时间，之后又跟孩子们说了会儿话，在这期间，我再次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我加大油门，车开得越来越快。托尼说得一点都没错，真有一种飞一般的感觉。但我相信，这种感觉还能再上升一个层级。耳朵里响起轻轻的吉他声，地下丝绒乐队的《海洛因》。接着，打击乐器和人声小心地进入，音乐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暴躁，歌声也越来越撕心裂肺。我把音量调到最大。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寒风吹得我不由自主地扭过头去。在那一瞬间，许多事情涌上心头。我想到了阿尔瓦的死，想到自己根本无法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我害怕失去一切。我看到罗曼诺夫一脸惊恐地站在我面前，说他没法放手，但这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于是，就在这一刻，我放手了。

摩托车没有沿着道路拐弯，而是径直冲出了马路。这一刻的感觉真的很像飞翔。有一秒钟，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脱。我的手上没有任何东西，一切都不再受我掌控，该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吧！

但在下一秒，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两个孩子。千钧一发之际，我往左拽了一把车把手，车子堪堪从树干旁擦过。后来，一切都成了空白，直到我在病房里醒来。

从墓地回来几天后，我被允许出院。丽兹暂时住在我家，哥哥和埃莱娜也经常过来。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就来照顾我的孩子。我出去遛狗的时候，埃莱娜负责做午饭；我瘫倒在床上呼叫阿尔瓦的语音信箱，只为再听听她的声音，马蒂则在院子里陪孩子们玩耍。这是段糟糕的日子，我根本无法站起来。阿尔瓦在去世前几年曾对我说，她不想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做某件事是在什么时候。现在，我却在思索她最后一次做某件事情的时间和地点。最后一个吻，在她的病床上。最后一次做爱，在家里匆匆完事，因为我们都坚信以后还有机会。最后一次陪孩子们玩是在她的病房里。我们玩了记忆力游戏，路易丝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四组之多。嗯，这些你都记得，我想，你就记得这些没用的东西。

孩子们知道我需要帮助，我叫他们上床睡觉时，他们都乖乖听话，有时候还叫我辅导他们写家庭作业。和我们姐弟三人当年一样，他们也将过上另一种人生。他们有母亲陪伴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在另一条全新的、更为坎坷的道路上，他们需要一个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而这个人就是我。我意识到，或许我真的就是那个正确的人选，因为毕竟我亲身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

想到这儿，我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至少我得硬着头皮试试。如果有必要，我可以重新开始笑；如果孩子们要求，我也可以给他们讲故事、做饭，把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回，广播里放了一首讲述八十年代的曲子，那会儿我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听着副歌简单的歌词，我不禁一阵恍惚：

事情的开头总是更好

八十年代就这样让我心碎

几个月后，我们的生活尽可能地回归了正轨。我带着孩子们搬进了马蒂和埃莱娜在英国花园附近的家，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恢复原貌了。反正他们家有很多空房间，这样一来，他们不会孤单，我和孩子们也不会。

我们原来住的房子已经被腾空了，离开的那天，我望着空荡荡的房间，想着要是阿尔瓦依旧在世，她和我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想象着儿童房变成了青少年房，在想象里拆掉了一堵墙，又把厨房重新刷了一遍。

马蒂站在外面的搬家车旁朝我喊道：

“尤勒斯，你下来了吗？”

我最后扫了一眼房间，看了看内院的秋千和树屋。之后，我转过身，朝马蒂走去。

路易丝起初反对搬家，但文森特很喜欢自己的大伯，非常高兴能搬到他那儿住。他经常和马蒂一起待在儿童房里，马蒂就像从前那样，能花上好几个小时研究烧汽油的玩具汽车，或是把少量液体滴到玻璃片上。他把自己的玩具车和显微镜都送给了文森特，当然他自己也会一起玩。所有愿望似乎都得到了满足，我们每两周带孩子们去一次足球场或动物园，一起去逛德意志博物馆，或是看船展。每到星期天，我就会把电视搬到他们的房间里，给他们做奶油热可可和熏肉烤面包，然后陪他们一起看他们最爱的动画。

路易丝常常为母亲的死感到悲痛，却又在下一秒笑逐颜开。而文森特则把自己的感受埋藏在心底。他从不在别人面前露出笑容，这是件憾事，因为我儿子的笑容十分甜美，可以将所有迷惑不解驱逐出他的脸庞。他曾对画画痴迷数月之久，现在又放弃了，而且从不久前开始，他突然变得怕黑了。现在，我们必须在儿童房的门上留一道缝，好让走廊的灯光给他带去一丝慰藉。

有一次，他睡不着，抱着被子来到了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