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作家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

他说，你看，你自己已经承认了。

我说，承认什么？

他说，你刚才说，“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这不正好说明，你写的就是我么？

我吓出一身冷汗。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并沿着它笔直往前跑。我的处境并不比当年那个女作家好多少。我自己也不知不觉把对方和小说里的人物混为一谈了。这太可怕了。我赶紧问，你没录音吧？

他不动声色地笑了起来。

我心虚地说，这样的案子，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他说，我会让他们受理。

大街上

那是个疯子。是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疯子，那要天分。有些人是注定要成为疯子的，而有些人永远不能。真正的疯子，从外面看上去，和常人没有区别，她的一切，都在内部进行。她紧紧地捂住自己，绝望和恐惧在手上闪烁。她简直不知道怎样藏起她的手。手啊。她已沿着寓城大街游荡多日。她可以没有行李，但不能丢下那只黑色包裹。它将纠缠她一生。现在，她来到了寓城南门新建的贸易市场外面。午后的微微倾斜的阳光顽强地射在她的脸上，刺激得她淌出了泪水。最能伤害眼睛的，不是黑暗而可能是光明。她站在发烫的水泥街道上一个椭圆形绿色垃圾箱旁边，拈花微笑，又似乎在想着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使得她不知疲倦，旁若无人？她离那个垃圾箱还不到两米，上面放着她的黑色包裹，包里是她的孩子。是的，她的孩子，不过，已经没有了生命。几天前，她来到了寓城医院。她排了整整一上午队（大家对医生总是寄予着很高的希望），在医院快下班的时候才挂上号。她在二楼一个拥挤的门前找到了妇产科。这里绿树掩映，生意兴隆，金属器械的碰撞、女人的痛苦呻吟和自来水的哗哗声穿梭交织。她一直等到了下午五点，这时她才发现身后空无一人。医生不易觉察地阴冷一笑，示意她走过去。检查？引产？刮胎？医生快速地摆动着手里的圆珠笔，不耐烦地问。我……我……引产……她支支吾吾。医生把笔叭的一放：引产！又是引产！她把头尽量地低下，以求医生能小点声。恐怕没那么简单，先住下再说吧。医生很快地写了张什么，让她到下面交了钱。然后有人把她领上三楼，打开一间房，扔给她一堆发着怪味的被褥之类的东西。然后又被领到一间嘈杂的病房里，那人指着一张黑乎乎的床对她说，这是你的。她顾不上脏，一屁股坐下，大口地喘着气。这时她才注意到其他人都在看着她。她微微低下头，但不一会她又忽然抬起来。床上的钢丝已断了一些，有锈，仿佛一团团的血迹。她突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她在走廊里奔跑着，找不到卫生间，只得随地大吐起来。她在医院住了两天。她想早日卸掉身体的重负，重新回到阳光和爱情的世界里去。但医生就是不给她做。她去问，医生不耐烦地说：没家属签字我不能动手，你以为像吐痰那么随随便便么？她气坏了，花十块钱在街上拉了个人来做了家属。医生让她躺下，在她腹部狠狠扎了一针。金属和钙质摩擦的声音十分难听。她想，这一针一定扎在孩子的头上。她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她忽然苏醒了。她有些愤怒地盯着医生的手（它们白皙纤小，蓝色的血管如海底的水草），骂道：操你娘的王八蛋！你说什么？医生没听懂。她重复了一遍，医生剧烈地颤抖起来，说你冷静点吧，冷静点。她用力一推，医生后退了几步碰着了墙一屁股坐下来。但针头还竖在女人的肚皮上，像逃出圆圈的直径。医生挣扎着，想把它拔出来，可女人迅速地裹紧了自己，逃往门外。

随你跑，看你有多大能耐！医生自语道。但她马上扶着墙站起来——这样很危险，那女人会和她的孩子一起暴死街头的。她立即追了下去。妇产科医生在大街上的匆忙行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不安。很久以来，孕育不过是爱情咀嚼过后的排泄物，而她这个妇产科医生不过是下水道的清洁工。她仔细寻找着，希望发现那个女人。但一连三天都没有结果（可以想象那里积聚了多少等待刮宫引产的女人，院长大人正在大发雷霆）。她想那个女人也许正蜷缩在寓城的某个角落痛苦地呻吟，感染在伤口蠕动，眼里盛满悔恨的泪水。有一次，她下班很晚，在大街上忽然无路可走。她的四面漂浮着幼小的成形或未成形的尸体，他们挡住了她的去路。她高声喊叫直到天亮。这时，早晨的雾散去，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人——居然还活着！女人坐在一家商店门前的台阶上，怀里多了一只黑色包裹。医生为找到了她终于舒了口气，可这时那女人也转过头来看见并认出了她。她尖叫一声，医生顿时脸色惨白嘴唇哆嗦起来。本来，她想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叫她注意。可那个女人误解了她。是的，她这一生孽债深重。她的双手血迹斑斑，甚至养不活盆里的花草。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有时在大街上走着会忽然跪下来。她一跪下来，立时觉得轻松了许多。而那个急待引产而又幡然悔悟的女人，带着催产针从医院里逃出来，十数个小时后，孩子开始苏醒。孩子就要破土而出，菜油的清香在夜晚的街道流淌，红色的野花盛开。孩子已经复活，她却要死了。她睁开眼，看到了花丛里的孩子。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