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当疼痛变得越来越厉害时我倒很高兴。高兴有别的事可想。我可怕地呻吟着。疼痛没有我表现出的那么厉害，可我要让那些人知道生孩子不像大小便那样简单。我跟白种女人一样会觉得疼痛。不要因为我以前没有扭动没有叫唤就认为我没有疼痛感。他们是怎么想的？难道因为我知道如何在生产时不叫不闹，我的屁股就不会像她们一样撕扯和疼痛吗？再说，那个医生根本就是一派胡言。他肯定没见过母马。谁说母马不知道疼痛？就是因为母马不会叫出声来吗？就是因为它不会说话，他们就以为那不疼吗？如果他们仔细看过母马的眼睛，看见眼珠子朝后翻着，看见那痛苦的表情，就什么都知道了。无论如何，孩子出生了。一个健康壮实的小家伙。她的模样跟我想象的不同。毕竟我在怀孕时跟她说了那么多话，之后才在脑海中勾勒出她的模样。当我看见她时，感觉像看见了我妈妈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你知道她是谁，可她看上去却茫茫然的。他们把孩子抱给我喂奶，她会立刻咬住奶头。她学得很快。不像萨米，给那孩子喂奶可太难了。可是，佩科拉好像很快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我喜欢看她吃奶。你知道，孩子们会弄出贪婪的声响。她眼睛湿润，神色柔和，那表情介于小狗和垂死的人之间。可我知道她挺丑的。虽然长着一头漂亮的头发，上帝啊，她可真丑。”

萨米和佩科拉还很小的时候，宝琳又得出去工作了。如今她不再年轻，已经没有时间幻想和看电影了。到了该集中精力，让原本凌乱的日子变得有序的时候了。两个孩子让她感到了这种必要，而她自己也不再是孩子了。她开始成熟，过程跟我们大部分人一样：慢慢对那些让自己迷惘或者消沉的东西感到厌恶；逐渐培养起容易保持的美德；在各种事务的计划中确定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回过头从以往那种更加单纯的生活中寻找满足感。

她承担起养家糊口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同时又开始去教堂了。然而首先，她从那两间屋子搬进了一幢楼房宽敞的底层，楼房原本是盖来当店铺用的。她已经能与那些曾经瞧不起她的女人分庭抗礼了，而且比她们更有道德；她亲手报复了乔利，使用的手段就是让他沉溺于她所鄙视的那些弱点之中。她加入的那个教会，谁要是大声喧哗，人们就会皱眉以对。她在教堂管理委员会任职，还是教堂妇女小组的成员。在祈祷聚会上，她总是为乔利的生活方式抱怨和叹息，希望上帝保佑她让两个孩子远离父亲的恶习。她甚至不再说“孩只”而开始说“孩子”。又一颗牙掉了，她也顺其自然。她对那些描眉画眼、心中只想着衣服和男人的女人感到愤慨。她把乔利当作罪孽与失败的典型，视他为荆棘头冠，孩子为十字架。

她的运气不错，在一户有钱人家找了份长期的工作。这家人重感情，好客，大方。她打量着他们的大房子，闻着亚麻布的味道，摸着真丝窗帘，这一切都让她欢喜。还有孩子粉红色的睡衣，一摞摞白色的绣边枕套，用蓝色矢车菊图案滚边的床单。她成了人们眼中的理想仆人，因为这个角色实际上满足了她的所有需要。她在瓷盆里给费舍尔家的小女儿洗澡时，银色水龙头里温热清澈的水流个不停。她用柔软的白毛巾把孩子的身子擦干，套上柔软的睡衣，然后开始梳理孩子金黄的头发，享受着发卷在手指间滑动的感觉。再也没有锌皮浴盆，没有一桶桶在炉子上烧好的水，没有在厨房水池里洗过、在尘土飞扬的后院里晒干的又脆又硬的灰扑扑的毛巾，没有粗硬如羊毛般又黑又乱的头发了。很快，她就不打算收拾自己的家了。她买得起的东西既不耐用，又不美观，也不时尚，被完全淹没在那间肮脏的店铺房里。她越来越疏忽家庭、孩子和丈夫—他们就像临睡前反思的那一闪念，就像一天里清晨和深夜的边缘时刻，这些黑暗的时刻只会把在费舍尔家度过的白昼时光衬托得更加明灿、精美、可爱。在那里，她可以整理和打扫东西，可以把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在那里，她跛着脚在厚重的地毯上踩来踩去，不会发出高低不平的脚步声。在那里，她看到的是美丽、秩序、洁净和赞扬。费舍尔先生说：“我宁愿我卖的是她做的蓝莓馅饼而不是房子。”她管理着橱柜，里面高高地堆满了食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吃不完。她像皇后般掌管着成箱买来的罐装蔬菜以及包裹在小小银碟中的特制软糖和彩带糖果。她给自己家采买时羞辱过她的店主和店员，在她为费舍尔家而来时，个个都显出尊重，甚至惧怕之色。牛肉颜色微深或者边缘割得不整齐，她都会拒收。稍不新鲜的鱼，自己家吃的话她会收下，可鱼商要是送到费舍尔家来，她会恨不得把鱼扔到那人脸上。给这家人干活，她享受着权力、赞许和奢侈。大家甚至送给她一个她从未有过的昵称—波丽。一天结束时，站在厨房里欣赏自己的手工杰作简直成为她的一种享受。她知道橱柜里有成打的香皂、成包的火腿，还有锃亮的锅碗、干净的地面。耳边听着：“我们是绝对不会让她走的。像宝琳这样的人我们再也找不到了。她一定会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了才离开厨房。说实话，她就是最理想的仆人。”

宝琳只把这种美好有序保留在自己私密的世界里，从不把它带回自己的店铺房，也不带给自己的孩子。她向孩子们灌输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