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找到。

“—这东西到底有没有—”

吉卜林放弃了，移步到下一个洗手池，胡佛跌跌撞撞地来到第三个洗手池。

“我前几天跟兰斯聊过了。”胡佛开始讲话。

“等等。我还没—摩擦。我说的是，阻力。”

这次他把手放到感应器下面时，泡沫轻柔地落进他的手里。吉卜林欣慰地沉下手，两手互相揉搓。

“施加给一个人的压力，让他早上起床的压力，”他说，“钱就是疗法，是减阻剂。”

他把手移到水龙头下面，不假思索地（再一次）期待感应器工作，给开关发送一个信号，打开水龙头。没有水出来。

“你的钱越多，该死的，你就越—”

他被激怒了，彻底放弃，把手上的肥皂泡甩到地上，让别人清理干净去，一边走到纸巾机边，发现它也是感应操作的，甚至连试都没试，就选择直接在他1100块的西装裤上擦手了。

“有钱能减轻阻力，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想想孟买贫民窟里的老鼠，在垃圾上到处乱爬；再想想比尔·盖茨，几乎就是站在世界顶峰的人。直到最后，你有太多的金钱，整个人生都不费力气了。就像一个宇航员在宇宙的黑色真空带里自由飘浮。”

终于洗干净手，也擦干了，他转身看到胡佛完全没有碰到感应器的麻烦，皂液、水、纸巾。他扯下的纸巾比需要的多，猛力擦干手。

“当然，”他说，“但是我在说的是，我前几天跟兰斯聊过了，他用了很多我特别不喜欢的词。”

“比如什么？赡养费？”

“哈—哈。不，比如FBI，是其中的一个。”

吉卜林的括约肌附近有了某种不快的紧锁感。

“这个，”他说，“—显然—不是一个词。”

“嗯？”

“它是—不管啦—兰斯为什么要谈起FBI？”

“他听到风声了，”胡佛说，“什么风声？我问。但他不愿意在电话里讲，我们得在公园里见面。约在下午两点钟，就像失业的人一样。”

吉卜林突然紧张起来，走过去检查每个隔间的门下缝隙，确保没有其他穿名牌的人在悄悄地拉屎。

“他们—他有没有说我们应该—”

“没有，但他应该提醒我们的。你知道我是怎么—因为不然他为什么要—尤其在—尤其是，因为你想想，他会惹上什么样的麻烦—”

“行了，行了。没那么—”

他突然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检查最后一个隔间，又检查了一次，直起腰来。

“我们得开个会讨论一下，”他说，“我当然想听一听。但是—我们需要先搞定这些人。不能悬着他们不管。”

“当然，但万一他们是—”

“万一他们是什么？”吉卜林说，威士忌在起作用，就像四十年代长途电话的时间延迟。

胡佛用眉毛说完他的话。

“这些人？”吉卜林说，“你在想什么啊—他们是吉利介绍来的。”

“那不代表—本，什么人都能被收买。”

“收买？那可是—我们是突然在拍《暗杀十三招》了吗？都没人费心去—”

胡佛把湿纸巾搓成面团状，一边揉捏一边挤压。

“这是个问题，本。我就是在—一个大—”

“我知道。”

“我们需要—你不能只是—”

“我不会的。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

吉卜林走到门口，推开门。胡佛在他的身后把湿纸巾揉成一团，瞄准垃圾桶扔去，然后纸团利落地进了桶。

“还是有手感的。”他说。

吉卜林走近餐桌时，看到泰贝莎在做她的工作。她正在给客户劝酒，跟他们—两个瑞士的投资银行家，经过比尔·吉列姆审查后委托过来的，吉列姆是处理他们所有交易的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讲不恰当的故事，关于她在大学里的荒唐事。那是一个周三下午的两点半，他们从中午起就在这间餐厅了，一直在喝顶级威士忌，吃50美元的牛排。这就是那种餐厅，穿西装的男人会光顾这里，抱怨他们家的泳池太热。他们5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资产净值差不多有10亿美元。吉卜林本人的票面价值有3亿，大多数都拴在股市里，但他也有房地产和离岸账户，还有以备不时之需的钱，是美国政府没法追查的现金。

五十二岁的本是能说出“这周末我们出海吧”的那种人。如果哪天马戏团餐厅停电的话，他家的厨房可以后援支持。一个八头的维京炉灶，能烤能煎。每天早晨他起床后，会发现托盘上摆好了六个洋葱百吉饼，有咖啡和鲜榨橙汁，还有四份报纸（《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邮报》和《每日新闻》）。你打开吉卜林家的冰箱，那里面就像一个农贸市场（莎拉坚决主张他们只吃有机农产品）；有一个独立的酒水冰箱，任何时候都冰着十五瓶香槟，以备出乎意料地要举办派对。而本的衣橱，就像一个普拉达的样品间。你从一个房间踱步到另一个房间，可以放心大胆地臆断，有一天本·吉卜林擦亮了一只长耳壶，里面跳出来一只精灵，现在他只需在公寓的任何地方大声说一句“我需要新袜子”，第二天早上，一打袜子就会莫名其妙地冒出来。只不过这里的精灵是一位四十七岁的内务总管，名叫米哈伊尔，他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殷勤招待学，从他们搬进康涅狄格州的拥有十间卧室的住宅起，就在他们家做事了。

吧台上方的电视正在播放昨晚红袜队比赛的花絮，体育解说员在计算德沃金打破单赛季接球纪录的概率。现在这个人已经连续十五场比赛上场安打了。他们用的词是“无人能挡”，伴着坚定的辅音，本回到他的座位上。

40分钟后，他会回到办公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