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欺负我，不过她那虚胖得像棉花似的脸，有时也会变得愁眉不展，眼里含着泪水，不无道理地说：

“你以为我容易吗？生了孩子，抚育他们，让他们成人——为了什么呀？现在则给他们当老妈子，你以为我日子过得很甜蜜吗？儿子娶了老婆，就把自己亲生母亲扔了！你说，这好吗？”

“不好。”我真情地说。

“啊哈？就是了……”

于是她又没羞没臊地说她的儿媳妇：

“我曾和她一起洗过澡，看过她的身子！到底他看中了她什么呢？这种人也称得上是美女？”

谈到男女关系时，她总是说得极其肮脏。开始时听到她这些话，我感到十分厌恶，不过很快我也就习惯了，并且抱着很大的兴趣认真地听，觉得这些话里也有某些沉痛的真理。

“女人是一种魔力，连上帝本人也被她骗了94。真是这样！”她用手掌拍着桌子嗡嗡地说，“就是因为夏娃，所有的人都要下地狱。你瞧瞧！”

谈到女人的力量她可以说得没完没了。我却总觉得，她是想用这种话来吓唬什么人，我特别记住了她一句话：“夏娃欺骗了上帝。”

我们院子里还有一座厢房，它跟正房一样大小。两座房子共有八户人家，其中四家是军官，第五家是团队的神职人员，整个院子都是勤务兵、传令兵。一些洗衣妇、清洁女工、厨娘常来找他们。在各个厨房里经常会闹出一些风流丑剧，哭泣、漫骂、打架之事常有发生。士兵们之间相互打架，士兵们跟挖土工人们打架，跟房东的工人们打架，还打妇女。院子里那种淫乱和放荡的事情经常闹得沸沸扬扬，那些健壮的小伙子们遏制不住野性的饥饿。这种生活充斥着残暴的情欲、空虚的折磨和胜利者们的肮脏的夸耀。我的老板的一家人每当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都要不厌其烦地、毫无羞耻地议论一番。老太婆对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总是什么都知道，并热衷地、幸灾乐祸地加以宣扬。

年轻的女主人默默地听着这些故事，张开厚厚的嘴唇微笑着。维克多哈哈大笑。老板则皱起眉头说：

“够了，妈妈……”

“上帝啊，连话也不让我说啦！”老太婆抱怨说。

维克多则鼓励她：

“说吧，妈妈，有什么不好说的！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既嫌恶又怜悯，尽量避免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旦碰到一起，母亲肯定会对他诉说儿媳妇的不是，而且一定向他要钱。他就急忙地塞给他一个或三个卢布或者几个银币。

“妈妈，你要钱没啥用，不是我舍不得，而是你——没啥用！”

“我要给乞丐布施，我要买蜡烛，我要去教堂……”

“哪里有什么乞丐啊！最终你会把维克多毁了。”

“你不喜欢弟弟，这是你最大的罪过！”

他手一挥，离开了她。

维克多对母亲很粗暴，常常嘲笑她。他很能吃，老嚷肚子饿。每逢礼拜天，母亲都做油煎饼，总是要藏几块放在瓦罐里，偷偷地搁在我睡觉的长沙发底下。维克多做完弥撒回来便把瓦罐拿出来，抱怨说：

“不能多留几块吗，老东西？”

“你就快点吃吧，不要让别人看见了……”

“我就故意要说是你偷偷替我藏起来的油煎饼，老木头！”

有一次我拿出了罐子，吃了两块油煎饼，维克多毒打了我一顿。他不喜欢我就跟我不喜欢他一样。他挖苦我，强迫我一天给他擦三次皮鞋；我在高板床上睡觉，他就把床板推开，从板缝里吐口水，千方百计地朝我头上吐。

他哥哥常说人家是“野鸡”，大概维克多也要学哥哥的样子，常说些俗话，但却说得非常荒唐，毫无意义。

“妈妈，向右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故意刁难我，常向我提一些愚蠢的问题：

“阿廖什卡，你回答我：为什么写的是‘浅蓝’却读‘粉蓝’呢？为什么大家都说‘排钟’而不说‘编钟’呢？为什么‘走向树木’，而不是‘走向坟墓’呢？”

我不喜欢他们所说的话。我从小受外祖父外祖母美丽语言的教育，我根本不明白这种不能联结却硬扯在一起的话，什么“可笑得可怕”啦，“想吃到死”啦，“快活得吓人”啦。我觉得，可笑的东西不可能是可怕的，快活的东西怎会吓人呢，而且所有的人直到死那一天都是要吃饭的。

我问他们：

“难道可以这么说吗？”

他们就骂人：

“瞧，你算什么老师！看我不把你的耳朵摘下来……”

可是“摘下耳朵”，我觉得也说得不对：草木、花朵、坚果才可以摘下来。

他们使劲地揪我的耳朵，试图证明耳朵是可以摘下来的。但他们没有压服我，我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说：

“耳朵到底还是没有摘下来！”

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残酷、野蛮、肮脏和厚颜无耻，比我们的库纳维诺街上还要多得不计其数，有数不清的“妓院”和“荡妇”。在库纳维诺街上你还能体会到某种可以解释这种肮脏和丑恶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理由：半饥半饱的穷困生活、不堪重负的劳动。而这里的人却都有饭吃，生活轻松，他们的工作不外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无谓忙碌和无事奔忙罢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在刺人神经，使人生气，让人憋闷。

我的日子本来就很不好过了，而外祖母来做客我心情就更坏了。她从黑黑的台阶上过来，走进厨房，对着圣像画了十字后，便给妹妹弯腰鞠躬。这一鞠躬就像千斤重物那样压倒了我，让我透不过气来。

“哎呀，这是你啊，阿库林娜！”我的女主人毫不在意地、冷漠地接待外祖母。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