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沉郁地说：

“沙皇被暗杀了！”

“被杀了！”老太婆喊了一声。

“被杀了，是一个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维克多鲁什卡也按了门回来了，他满不在乎地脱下衣服，生气地说：

“我还以为要打仗呢！”

然后他们都坐下来喝茶，平静地交谈起来，不过声音很小，很小心。街上已经安静下来了，钟也不响了。这两天他们都神秘地窃窃私语，有时到一些什么地方去，也有一些客人到这里来，详细地谈论些什么。我极力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老板一家人把报纸藏了起来，不让我看。于是我便去问西多罗夫，为什么他们要杀死沙皇。他小声地回答说：

“关于这种事是禁止说的……”

这一切很快就被忘记了，日常琐事让你无法脱身，而且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有一个礼拜天，老板一家人都早祷去了。我把茶炊生上火，便打扫房间去了。这时最大的那个小孩爬进了厨房里，把茶炊上的活栓拔了下来，拿到桌子下面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要是茶炊里的水漏完了，茶炊上的焊缝就会裂开。我在房间里就听见茶炊反常的凶猛的尖叫声，跑进厨房一看，啊，坏了，整个茶炊都变青了，并且在颤动，好像立刻就要从地板上腾起来了。插活栓的那个套筒的焊口已裂开，颓丧地耷拉下来，茶炊盖也已歪在一旁，把手下面熔化的锡液在滴落——这个紫里带青的茶炊好像已成了酩酊大醉的醉汉。我拿水去浇它，它发出咝咝的响声，悲戚地瘫倒在地板上。

大门台阶的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老太婆问茶炊烧好了没有时，我简短地回答说：

“烧好了。”

这句话我大概是在慌张害怕中顺口而出的，却被认为是嘲笑她，从而加重了对我的惩罚：我被痛打了一顿。老太婆扎了一捆松明打我，虽然不大痛，但背脊皮下却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松叶的针刺，到了晚上我的背肿得像枕头一样，而到第二天中午，老板不得不把我送进医院去。

一个高个子瘦得有点可笑的医生看了我的伤之后，平静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这是一种残酷虐待，我得开张验伤报告。”

老板脸红了，两脚在地上蹭得沙沙响，对医生小声地说了什么话，医生越过他的头看着对面，简单地回答说：

“我不能。这不行。”

但后来他又问我：

“你要上告吗？”

我虽然感到很痛，但还是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用一个凉冰冰的、碰在皮肤上很舒服的钳子，把刺挑出来，并开玩笑地说：

“他们把你的皮肤点缀得很好，朋友，现在你要成为一个不漏水的人了……”

他把这种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做完之后，说：

“取出四十二根刺，朋友，记着，你可以吹吹牛皮了！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换纱布，你经常挨打吗？”

“以前，挨打更多……”

医生低声地哈哈笑起来。

“一切会好起来的，朋友，会好的！”

医生把我领到老板那里，对他说：

“请你领回去吧，包扎好了！明天再送他来，换纱布。你运气好——幸好他是个乐天派……”

坐车回去时，老板对我说：

“彼什科夫，我也挨过打——有什么办法呢？老弟，人家也打过我！不管怎样，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同情过我呢？没有任何人同情过我！人到处都有，多得很，可同情的人呢，连一条狗也没有！唉，都是禽兽……”

他一路都在骂人，我对他有点儿怜惜，也很感激他，因为他像对待人那样跟我说话。

回到家，他们像对待寿星一样接待我。两个女人硬要我详细地讲一讲医生是怎么给我治伤的，都说了些什么。她们听着、惊叹着，津津有味地咂咂嘴，皱皱眉。她们对病痛和一切不愉块的事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我感到很奇怪！

我看得出来，由于我没有控告他们，他们感到很满意。利用这一点，我请求他们允许我去向裁缝太太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太婆吃惊地感叹说：

“真是魔鬼！”

过了一天，我去了裁缝太太那里。她亲切地说：

“他们告诉我，说你生病了，被送进了医院。你瞧，他们说得不对吧？”

我没有说话，不好意思把真情告诉她。干吗要对她说这种粗野而又可悲的事呢？她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很好。

我现在又在看大厚本的书了，大仲马121、庞松·德·泰尔莱利122、蒙特潘、札孔纳123、加博里奥124、埃马尔125、巴戈贝126等作家的作品，我很快地一本接着一本吞下去，非常高兴。我觉得我已经是那种非凡生活中的一员了，这种生活甜蜜地激励着我，使我振奋。我那盏自制的油灯重又放光冒烟了。我通宵看书，看得眼睛出毛病了。老太婆殷勤地说：

“当心，书呆子，眼珠子会爆的，你会成瞎子的！”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所有这些有趣的情节复杂的书中，尽管发生的事件各有不同，国家和城市也不一样，说的却都是同一回事：好人不幸，受坏人欺侮；坏人总是比好人运气好，也比好人聪明，但最后总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战胜坏人，好人一定获得胜利。那些男男女女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的所谓“爱情”，我也很讨厌。这种单调的东西不仅令人生厌，而且让人有点怀疑。

经常是只要看了前面的头几页书，你就能推测到后面谁胜谁败了，而且事件的结扣一旦弄明白，你就会竭力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