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仁堂内的灯火映照着袁世凯踌躇满志的面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紫禁城深处，内务府值房内官员们一片愁云惨淡的光景。

时值1912年7月中旬，暑气蒸腾，却驱不散内务府值房内凝滞的寒意与焦虑。

退位诏书颁布已逾半载，昔日的“天家”首次在失去江山的背景下，尝试运转其庞大的田产体系，征收1912年度的夏粮赋税。

然而，现实给予内务府总管大臣马佳·绍英及一众属官的，并非预期的延续，而是一记沉重且冰冷的当头棒喝。

自农历四月起，内务府便依循旧例，向散布于直隶、山西、热河、盛京乃至更远地方的皇室皇庄、林场、牧场，发出了征收夏季谷物、租银的严令。

一道道盖着内务府大印的文书，由专差快马送出，预期着各处的庄头、管事能如往年一般，将收缴上来的银两与粮食，稳妥押解进京，填入那深似海的皇家库房。

起初，事情似乎尚在轨道。

除却天津一地后续因“配合民国政府土地清丈”的特殊缘由，征收押解时断时续、状况不明外，其他地区的庄头管事们，虽也难免借机拖延、克扣，但大体上还是陆续有车队、银箱抵达京城。

内务府会计司负责验收入库、笔帖式们忙碌着验收、过秤、登记、造册，再由司官签字确认。最后再将一袋袋粮食归入广储司银库、粮库仓廒储存。

入库时需有内务府大臣或堂郎中监督，防止监守自盗。

当一锭锭银两、一袋袋粮食锁进库房，表面看来，皇室的“夏征”仍在运作。

然而，随着七月的到来，当马佳·绍英亲自督率会计司、广储司的官员，拿着登记的籍册开始对京城内外所有皇室库房进行为期十数日的彻底清查核对时，那看似平稳的表面之下触目惊心的真相，才如同冰山般缓缓浮出。

值房内，堆积如山的旧年与新造册籍几乎淹没了桌案。

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纸张、灰尘以及一种无言的压抑。

马佳·绍英，这位前朝老臣，面容比半年前又憔悴苍老了许多，眉宇间锁着化不开的愁苦。他手持朱笔，对着摊开的账册，一项项核对着入库记录与实际库存。

越是对照，他的心便越是往下沉。

现银入库，不过十几万两。

这个数字，与他记忆中前清鼎盛时期皇室仅从各地皇庄一项便可岁入百万乃至数百万两的情景相比，何止是云泥之别！

即便是在王朝末路、财政极度困难的宣统三年，因各地战乱与起义，皇室尚能从自身田产中获得一百三四十万两的收入，还有度支部（财政部）象征性拨付的一千万两“优待金”支撑门面。

如今，这区区十几万两，怕是连维持紫禁城内基本的日常用度、数千太监宫女及护军的薪饷都捉襟见肘。

更令他心惊的是实物征收的锐减。

粮食、布匹、山货、药材……这些往年能堆满数十座仓廒数万石的实物贡赋，今年较之去年同期，竟缩水了三成以上！

一些原本指望能填充御膳房、供应各宫用度的特产，要么数量锐减，要么根本未见踪影。库房里，许多往年此时本该满溢的仓格，如今空荡荡地积着灰。

马佳·绍英强打精神，仔细比对账目来源。他发现，直隶（除天津）、京畿附近的一些皇庄，大抵还能按时、按量（虽也打了折扣）押解入库。

这或许是离京城近，皇权威慑尚存一丝余温，且受时局直接冲击相对较小的缘故。

但目光移向更广阔的地域，情况便急转直下。

盛京地区（奉天、吉林等地），这本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兴之地”，皇室在此拥有大片庄园、围场，往年贡献颇丰。

然而今年夏季的征收账目上，这些地方几乎是一片空白，如同断绝了音讯！

派去的催征官员要么回报当地秩序混乱、庄头逃散，要么便是民国地方官署以“新政”为由，加以阻挠或要求重新厘定产权，征收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更多的却是，马家绍英已然察觉这些皇庄牧场在其庄头带领下，彻底摆脱了皇室管理。当地皇室资产被当地豪强士绅或是军武所染指。

至于天津，情况更是特殊而棘手。

土地清丈的风暴席卷了那里的每一个皇庄。原有的庄头管事系统，要么因贪腐被民国官府查办，要么在混乱中失能。

内务府不得不紧急派遣数队官员，火速赶往天津，试图接管庄务，在民国清丈人员的眼皮底下，艰难地继续征收夏粮赋税。

这其中艰辛与损耗，可想而知，能运回京城的，恐怕已是经过层层盘剥和耽搁后的残羹冷炙。

马佳·绍英放下朱笔，疲惫地靠向椅背，闭目长叹。

值房内烛火摇曳，将他孤寂的身影投射在布满灰尘的墙壁上。

窗外是紫禁城沉沉的夜色，昔日象征无上权力的重重宫阙，此刻仿佛化作巨大的囚笼，困锁着这个失去国家的皇室，以及它那正在迅速枯竭的财源。

半年前，他们失去了天下江山；

如今，他们正在失去维持这“皇室”空壳的最后经济根基。

夏季征收的惨淡，如同一面冷酷的镜子，映照出皇室在新时代下的真实境遇：政令不出宫门，威权尽失，昔日俯首的奴仆与地方势力，或作鸟兽散，或已改换门庭。

那纸“优待条件”所能保障的，或许只剩紫禁城内这一方天地的暂时安宁，而对于遍布全国的庞大田产的实际控制与收益，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

马佳·绍英知道，这份核对后的残酷账册，迟早要呈送到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