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回事。

这种依赖于民国政府威势（清理庄头管事）、大幅变革旧制（减租、简化管理）才能实现的“增收”，让马佳·绍英感到深深的不安。

此举太不稳定，过于依赖醇亲王载沣个人的手腕与时局的偶然，与旧日那种（至少在账面上）按部就班、虽效率低下却似乎“天经地义”的征收模式截然不同。

这能持久吗？能推广吗？

尤其是在盛京、口外等地几乎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天津这点“实验性”的成果，对于整个皇室庞大的财政窟窿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马佳·绍英放下书信，疲惫地揉着太阳穴。

醇亲王载沣在天津的作为，像是一剂猛药，既带来了短暂的镇痛与些许回血，也带来了对旧机体更深刻的怀疑与冲击。

是守着日渐腐朽但熟悉的旧壳慢慢窒息，还是忍着剧痛尝试醇亲王载沣那种刮骨疗毒、甚至借助外力的新法？

或许皇室得加快推进此前于朝会上，经众臣与皇太后王爷商定，借助民国政府全面核查皇庄、林场、牧场等皇室资产，以确保皇室能够有能力继续掌控。

但其弊端经过此次征收夏粮赋税，其弊端爆览无余，虽然能够革除旧弊，加大皇室对这些资产的掌控力度，然而废除一套旧的管理体系（庄头制度），那新的一套管理体系又从何而来？

这个抉择，不仅关乎钱财，更关乎皇室在这个新时代，究竟要以何种姿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维系那最后的体面与生存。

内务府值房外的紫禁城，在夏夜的星空下沉默着，它那厚重的宫墙，似乎也挡不住这来自天津的、带着泥土味与算盘声的冲击波。

马佳·绍英在内务府值房熬了数个昼夜，终于将那份浸透着愁苦与忧虑的库房清查总册，与一份字斟句酌、试图在绝望中找寻一丝可能出路的奏折，一同誊写完毕。

拟好那封沉甸甸的奏折，马佳·绍英并未如往常般通过内奏事处的常规渠道递送。

兹事体大，关乎皇室财源根本，更涉及借助“民国之力”这等敏感提议，他深知必须亲自面陈，观察圣意，方能把握分寸。他将奏折仔细收好，放入马蹄袖中，如同怀揣着一块灼热的炭。

奏折的前半部分，他以最凝练却也最沉重的笔触，禀报了此次夏征入库的惨淡实情：现银之微薄，实物之锐减，尤以盛京等地几近断绝为最甚。

数字不会说谎，它们冷酷地勾勒出皇室财政命脉正在急速枯竭的险恶图景。他并未过多渲染，但字里行间透出的危机感，足以让任何阅览者心悸。

然而，马佳·绍英并非只为报忧而来。

在奏折的后半部分，他笔锋悄然一转，引出了来自天津的消息——醇亲王载沣的书信内容。

他着重强调了醇亲王载沣如何“假借民国清丈之雷霆，廓清津门皇庄之积弊”，追回巨款；又如何“变通旧法，减租安民，反得实利”。

他写道，此虽为非常之时、非常之地、借非常之势而行之非常之法，然其效果昭然：“去腐肉而肌体反显生机，减浮租而仓廪竟得充实。”

铺垫至此，他才小心翼翼地提出了那个在心中反复权衡、既感渺茫又不甘放弃的构想：

“奴才伏思，天津一隅，借力成事，已见其效。今盛京、奉天、吉林等处，乃我朝龙兴之地，皇庄牧场甚夥，然今夏征收几绝，非尽因地瘠民贫，实乃庄头欺隐、管吏中饱、兼以地方不靖、政令不行之故也。其弊之深，恐更甚于津门。”

“若……若可比照天津成例，相机而行，是否亦能……借力于民国政府整顿地方、清丈田亩之机，或与之稍作协商，请其于清丈之际，一并将我皇庄之陈年积弊加以清查？不为争权，只为肃贪。不为夺利，只为正源。”

马佳绍英的措辞极其谨慎，甚至带着谨慎的试探：

“如此，或可有望追回部分被侵吞之旧欠，惩处一批最为跋扈之蠹虫，至少令此后之租赋征收，能如天津般，少些中间盘剥，多得些实在颗粒。纵不能复往日之盛，多少……总能为皇室艰难时局，争取回些许实利，略补用度之匮。”

马佳·绍英深知，这个提议风险极大，近乎与虎谋皮。主动要求借助民国政府的力量来清理自家“后院”，等于变相承认皇室已无力自行管理其产业，并将更多把柄递予对方。

盛京奉天等地情形复杂，旗人势力盘根错节，民国地方政府态度难以预料，操作起来远比天津更为棘手。且此举极易引发守旧宗亲的激烈反对，斥为“丧权”、“资敌”。

但他还是写了。

因为在如山般压来的财政赤字面前，在眼见着库房一日比一日空旷的恐惧之下，任何一丝可能带来收入、稳住阵脚的机会，哪怕再微弱、再屈辱、再不确定，都值得尝试。

天津的例子像黑暗中的一点萤火，虽然微弱，却指明了另一种可能性：与其坐视资产被旧体系内的蠹虫啃噬殆尽，不如冒险借助外力，进行一场残酷的“刮骨疗毒”，或许还能保住部分根本。

奏折最后，他恳切地请求太后与皇上“圣鉴”，并提议可将此意密咨醇亲王，令其根据在天津的经验，权衡在北方其他地区（尤其是盛京、奉天）借助民国政府‘尽快推进’类似操作的可行性与风险，随机筹谋。

这封奏折，是马佳·绍英在绝境中投出的一颗试探性的石子。

它承载着内务府最后一丝不甘沉寂的挣扎，也映射出这个古老皇室在失去政权后，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开始、痛苦而屈辱的适应性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