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拦住”长江，而是为了“调节”长江——汛期时拦蓄洪水，避免下游遭殃；枯水期时放水，保障沿岸灌溉与航运。大坝的闸门，和当年的夔门一样，都是人对自然的“引导”而非“征服”。再比如城市里的排水系统，我们不会指望用水泥把所有土地都封死来阻止积水，而是会修建雨水管网、保留湿地湖泊，给雨水找一条“走得通”的路，这和大禹凿夔门的逻辑，其实是相通的。

当年那些在盐山里挖出的贝壳，更像是给这份“共生智慧”加了注脚。它们证明，古蜀的土地本就经历过“海变陆”的巨变，自然的力量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因为地壳运动而改变形态，也会因为人的努力而调整轨迹。那些贝壳和盐矿搅在一起的模样，像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人在改变自然，自然也在塑造人——就像夔门的水流，既被大禹凿出的通道引导，也在年复一年地冲刷着通道，让它变得更宽、更稳固，最终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模样。

后来，有人在夔门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江关雄镇”四个大字。站在石碑前，看着滔滔江水从夔门流过，总能想起那些凿山的日夜——青铜钺与岩石碰撞的火花，村民们沙哑的号子声，大禹夜里对着水流图沉思的身影。那些画面，早已随着时光远去，但它们留下的精神，却像夔门的岩石一样，坚硬而持久。

六、门的传承：从大禹到寻常人的“治水”

夔门凿开之后，古蜀的水患少了，可“治水”的故事，却没有就此结束。因为水的脾气，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温顺得像绵羊，滋养着田地；有时候又暴躁得像猛虎，冲毁一切。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延续着大禹的“治水”事业，只是他们的“战场”，从巫山的山腰，变成了田间地头、村落河边。

在巫山脚下的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一种“修堰”的传统。每年春天，村民们都会一起去修整村里的灌溉堰渠——把淤塞的泥沙挖出来，把坍塌的堰坝补起来。这活儿不轻松，需要有人跳进冰冷的水里清淤，有人扛着石头垒坝，有人提着篮子运送泥土。可没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堰渠就像村子的“血管”，只有把“血管”疏通好，田里的庄稼才能长得好，日子才能安稳。

有个叫李老汉的村民，从二十岁起就跟着村里的老人修堰，如今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握锄头、搬石头留下的痕迹；他的腿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那是年轻时清淤时被石头划伤的。他常说：“大禹当年凿夔门，是为了让洪水‘走人’；我们现在修堰渠，是为了让水‘听话’——都是为了好好过日子。”

有一年春天，降雨量特别大，村里的堰渠被冲垮了一段，田里的水排不出去，眼看就要淹了刚种下的秧苗。李老汉带着村里的人，连夜去修堰。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只能靠手电筒的光照明。李老汉跳进水里，带头清淤，冰冷的河水没过了他的膝盖，他却一点也不在乎，一边挖一边喊：“加把劲！天亮前一定要把堰修好，不能让秧苗淹了！”村民们被他带动着，也都干劲十足，有人搬石头，有人和泥，有人垒坝，直到天快亮的时候，终于把冲垮的堰渠修好了。看着田里的水顺着堰渠排出去，李老汉坐在田埂上，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和汗水，笑了。

除了修堰渠，村民们还学会了“顺势而为”。比如在河边种柳树，因为柳树的根系发达，能牢牢抓住河岸的泥土，防止水流冲垮河岸；在低洼的地方挖池塘，既能在雨季存住多余的水，又能在旱季用来灌溉；甚至连盖房子，都会选在地势高的地方，远离可能被洪水淹没的区域。这些做法，没有大禹凿夔门那么惊天动地，却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它们不是和水“硬扛”，而是和水“交朋友”，在尊重水的习性的同时，为自己谋得安稳。

这种智慧，也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在成都平原，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用“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把岷江的水巧妙地分成了内江和外江——内江的水用来灌溉成都平原的农田，外江的水用来排洪。都江堰修好之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了真正的“天府之国”。而都江堰的设计理念，和大禹凿夔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顺着水的流向，给水下指令，让水为人类服务。

现在，如果你去都江堰，还能看到当地的村民在每年清明节举行“放水节”。人们穿着古代的服装，模仿当年李冰父子治水的场景，打开闸门，让岷江的水流进内江。看着清澈的江水顺着渠道流向农田，人们会欢呼、会鼓掌，那场景，像极了当年大禹凿开夔门后，古蜀百姓欢喜的模样。

七、门的回响：夔门里的时光与人生

如今的夔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洪水出口”，它成了长江三峡的标志性景观，成了无数人向往的地方。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站在夔门的观景台上，看着滔滔江水从两座山之间流过，感受着“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的壮阔。

有个叫小宇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夔门的时候，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他站在观景台上，看着江水奔腾而下，听着水流撞击岩石的声音，忽然想起了课本里大禹治水的故事。他问身边的导游：“当年大禹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