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被贬到越州的宋之问又被贬（流放）到钦州，之后被诏书赐死。

若史载属实，宋之问的确是个人品卑劣到极点的人物：自荐当武则天的男宠，是为无耻；出卖自己的救命恩人，是为无情；卖友投靠权贵，是为无义。难怪在当时，人们就对他的人品十分不屑，于是，连他的作品是否原创都有人质疑了，或者干脆编个故事，直接指明其为盗用了事。

国人经常说“文品如人品”，在我看来，这句话与其说是判断，还不如说是期望，因为文品与人品不相称的其实太多了，宋之问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受到的惩罚也许是这些人当中最要命的：人品不好已有公论，现在大家不惜造谣说你的作品也是偷来的，于是得出你文品也很差的结论。对于以文字安身立命的文人来说，这无疑是釜底抽薪的一招。因此，虽然宋之问也名列唐代著名诗人之列，但是他的诗后世收录的并不多，这无疑是与史书中记载的他的人品是有关的。而这种最要文人命的惩罚，也许只有文化素养极高，又极具幽默感的唐代人才能想得出来。

但是，刘希夷和《灵隐寺》诗的故事毕竟是传说，现在已经有学者考证这其实是谣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史书记载的宋之问人品低下又是真实的吗？或者只是官员们内定的宣传口径？正史尚不可全信，何况野史？如果是这样，编出这些段子调侃宋之问的无疑也是文人，因为他们最明白，怎样才能把另一个文人搞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于是我似乎明白了，这个很明显漏洞百出的故事为什么没有人真正站出来澄清，而使其流传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宋之问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来使我们的心理达到完美的平衡：在他面前，我们的灵魂会前所未有地纯净，我们的品德会前所未有地高尚。我们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慷慨激昂地贬斥这个卖友求荣的小人，在这种贬斥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自己的伟大和崇高。为了使我们的发言更有力度，甚至我们可以捏造事实对对方加以贬斥，或者在捏造的事实面前装聋作哑。当我们从道德的讲台上意气风发地发言完毕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心里感谢宋之问，感谢他，给了我们一个成为好人的机会，感谢他，给我们制造了一个道德的狂欢节。

突然想起《圣经》里的一个故事：一个女人犯了罪，人们要用石头砸死她，他们去询问耶稣，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砸死她。”众人听后，默默离开。

也许，我们都没有罪，所以，我们可以用语言的石头砸死宋之问，甚至用谣言的毒箭射死宋之问，这真是最要命的惩罚，只不过，不知道惩罚的对象到底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宋之问，还是自以为道德高尚纯洁无比的我们。

为天地找一个心灵的家陈子昂

公元七世纪的某一天，唐朝国都长安宣阳里的人们奔走相告，传着一个消息：昨天，一个挥金如土的青年买下了一把价值百万的琴，而且自称擅长音律，今天，要用这把琴当众为大家演奏。青年还没来，约定的地方已经站满了人，大家都翘首以待，想听听这价值百万的琴能弹奏出怎样的天籁之音。青年终于来了，在大家充满期待的注视中解开了琴囊，拿出了那把昂贵的古琴，但是，他却不急于弹奏，而是站在人群中央，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我是四川的陈子昂，虽无二谢之才，也有屈原、贾谊之志，我携带诗文百篇，自蜀入京，却无人赏识。可是一听说我要弹奏这把价值百万的琴，却观者如堵。其实，这种乐工的低贱小技，又能算得了什么？！”

说完，举起古琴，在大家的惊呼声中摔得粉碎。然后，陈子昂将自己的诗文分发给在场众人，于是名声大震。

智者首先是觉者

诗风折射的其实是世风。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暖风熏得游人醉”的齐梁只能诞生娘娘腔的永明体诗歌了。大唐帝国建立之后，唐太宗几乎是凭借本能指出，全新的帝国需要全新的诗歌为之增光添彩：“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帝京篇》）他认为要改变齐梁颓废绮靡的诗风，把诗歌由靡靡之音变为雅音正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太宗自己，写出的诗也经常是“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这种诗与南朝那些跟着皇帝起哄的诗人所作，几乎毫无区别。（《唐之韵》）而他手下的大臣们，高贵的地位限制了他们真实感情的流露，再加上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于是其诗作大多也秉承了齐梁之风，因此，唐初的诗风仍然是轻薄婉媚的。这种诗风的代表人物就是上官仪，即后来权倾天下的风云人物上官婉儿的祖父，他的诗歌“以绮错婉媚为体”，由于他位高权重，一时成为当时诗风的领军人物，这种诗风也就被称为“上官体”。

面对遍及全社会的下半身写作，真正的智者，需要的不仅是清醒的头脑，更是过人的胆略，因为凭一己之力与整个社会抗衡，下场可能是很悲惨的，但是，这又是成为智者的必由之路，因为智者首先是觉者。

陈子昂就是这样的智者。当人们都还沉浸在齐梁的颓废绮靡中的时候，他在一篇文章里面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这篇文章如战场上的第一声鼓声，为整个战役奠定了宏伟的基调，又如天空中的一道闪电，划开了颓废的阴霾，露出湛蓝的天空。这篇文章就是《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