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拖车。我们走出喧闹的音乐，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我兴奋地走在她前面。白色拖车里有条走廊和一排小隔间。车内也大声响着音乐，因此你几乎听不见身边的隔间里在发生什么。

那女人很客气。我们以四十美元成交——我不忍心再砍价。她拉下我的裤子。我还没硬起来，但她很专业地将它含在嘴里，随后给我戴上避孕套。我们做了爱，我把“老爹”给的钱付给了她。

回到主场地时我不再紧张。她有点干，这不奇怪，不过和她做爱时我一直感觉不错。直到高潮来临，整个世界瞬间在眼前崩塌，回归现实。

“老爹”正在拖车里享受大腿舞，他把脸埋在脱衣舞女郎的双乳之间。那不是他称作他的女孩的那位，而是另一个女人。她看上去有点像我母亲，像她去世前的样子。她跳完之后，他对她耳语几句，他们站起身。他向我点点头，走了过来。

“南希怎么样？”他说。

“南希？”我说。

“那是她的真名，”他说，“她挺好的，但有时候很难对付。”

“挺好的。”我说。

他拍拍我的肩膀。“慢慢来，”他说，“和女孩们聊聊。”然后他回到座位上，向那个长得像我母亲的女人招招手。她又爬到他身上，我转开了头。

南希也回到车里，重新四处招揽生意。经过时她朝我笑笑，然后爬上了某个普通客人的膝盖。我再次转开了头。

车钥匙装在“老爹”运动裤的口袋里，无法轻易拿到，因此在他尽情享受的时刻，我只能在后排傻等。我喝了一杯威士忌，又灌下一瓶啤酒。到这个点儿，我喝得已经相当多了，却没法停下来。我等了又等，望着舞台上那些可悲的女人们。有些女人神情恍惚，一定在想着什么。“老爹”一点儿也不着急。等到他和女孩去了贵宾室，我数了数钱包里剩下的钱。钱还够。如果我再放纵自己一次，这一切或许会虚幻得像一场梦。

火窑中的祈祷[37]

罗德里格斯朝我走来时，并非想找随军教士说话。甚至在我站起身露出领口的十字架之前，他大概还没认出我。最初他只想要支烟。

他脸上的血痕或横或斜，他的双手和衣袖也沾着血迹。他不愿直视我，眼神狂野而空洞。脸上不时闪过转瞬即逝的暴戾神色，像是被激怒的狗面部痉挛般的扭曲。

我递给他一支烟，用我的烟点着了。罗德里格斯深吸了一口，呼出一团烟雾，然后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班，脸上重现出暴怒的表情。

二十年前，早在我成为神父以前，我曾是个次重量级拳击手。愤怒有利于在搏斗前激发你的斗志，但一旦搏斗开始有些东西便起了变化。内心涌起一种喜悦，一种服从感。那不是基督徒特有的感觉，却很有力量。身体的攻击性有它自身的逻辑和情绪。那正是我从罗德里格斯脸上看到的，愤怒转化为暴力前的短暂间隙。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正在派遣期的第四个月，两人站在查理连[38]。医疗室外，外科大夫刚宣布了我们营的第十二例阵亡：登顿·查希亚·藤田。我当天才得知藤田的全名。

罗德里格斯身体精瘦、肌肉紧绷，似乎一触即发。我蜷缩在风里，紧紧攥着手里的烟，仿佛它能令我镇定下来。自从事儿童临终关怀工作以来，我就对医院心有余悸——一见到针头我就满脸苍白、倍感虚弱，仿佛血液同时从我的四肢抽离——而医疗室里正有一条腿被锯掉。那是罗德里格斯的另一个战友约翰·加勒特，他和藤田同时受伤。加勒特的全名我也是刚刚知晓。

罗德里格斯笑了笑，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

“神父。”他说。他回头看了看他的班，所有人都焦急等候着战友的消息。他们站在几码之外，听不见我们的对话。罗德里格斯忽然显得很紧张：“我想和你聊聊。”

遇袭后陆战队员有时想和牧师谈话，或者找战斗心理辅导。他们要么愤怒，要么悲痛，要么在两者间徘徊。但我从没见过罗德里格斯这样的，我不太想和他独处。

“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去忏悔。”他说，瞳孔缩成一个小点。我这才意识到他可能嗑了药。酒精、大麻、海洛因——这些都不难搞到，只要你找对了某个伊拉克人。

罗德里格斯又笑笑，依然抿着嘴角。“棒球比赛时他是个不错的游击手。”他说。最开始我没意识到他说的是谁。“算不上很棒，但不错。”

“我得进去了，”我说，“看看大夫们处理得怎么样了。”

“好的，长官，”他说，“我会来找你的。”

在截肢手术后，罗德里格斯却不见了。

藤田的追悼会上，我选读了《弟茂德后书》中的一段：“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39]我尽力为追悼会定下一个合适的基调。

查理连的连长博登上尉在我之后发言，他告诉集合的陆战队员，他们会“让那帮狗娘养的血债血偿”。士兵们听了只是象征性应和一下。大家对博登的期望值仅限于此。他这人会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对领导力的理解就是“带着我的陆战队员上战场，把敌人的屎扁出来”。这种带队方式只对那些没打过仗的十九岁毛头伙子管用。但在性命攸关时，陆战队员所需要的不只是纯粹的、不假思索的勇猛。不假思索的勇猛会送了他们的命。此次派遣因为这个原因牺牲的士兵已经够多了。

罗德里格斯作为藤田最好的朋友下一个发言。他比上次我见他时冷静一些，他说到藤田其实喜欢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