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我们也有一份功劳吗？”他说，“你认为我们做的事有意义吗？”

“也许。我不是研究战术的，我只是个神父。”

“我们杀了很多穆斯林。”他说。

“是的。”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他低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电邮，于是我飞快地扫了一遍。

我反复回想起我失去手臂时自己身在何处。我希望迅速死去，因为我在拉马迪，拉马迪是世上最悲惨的地方，我是那么疼。你看见亚历克斯说他们杀害平民吗？他的排和我们排一样倒霉，但平心而论，那地方到处是战争。还记得那个装炸弹的小孩吗？我一点不后悔开枪，永远不后悔，我狠狠揍了萨米，她走了，如果她愿意她可以让我进监狱。我很后悔，但最让我后悔的还是藤田。你说那是我的错，你是对的。我是他的班长，是我命令他上去，我不认为我能做任何事来弥补，即使我在营救谁的过程中丧命。况且还有你说过的骑车人的事。记得他吗？记得莱文死后阿科斯塔干的事吗？我相信上帝，我也相信地狱。我想告诉藤田的家人，那个让他们的儿子丧命的家伙正面临审判，他怕得要死同时也很欣喜。最终审判不再悬在他头顶，现在地狱里会有他应得的报应，也许还有宽恕。也许你能告诉他们。你是个很棒的机枪手，你干得不错。我很高兴你在我的班里。

读完之后我抬头看着罗德里格斯。我双手颤抖，他却异常镇定。

“你责怪自己吗？”我说。

他望着远处的圣弗朗西斯·泽维尔教堂，那是树木环绕的一座小屋。

“有点，”他说，斜眼看着我，“我也有点怪你，因为你什么也没做。但更多的还是怪我自己。”

他揉了揉眼睛。

“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你不祈求宽恕，”我说，“现在你希望得到吗？”

“从你这里？”

我无奈地笑笑。“不。”我说，“谁都知道我一文不值。上帝的宽恕或许不同。”

他皱起眉头。我期待他的忏悔，既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他是否认为自己还持有信仰，这对我并不重要。信仰可以在过程里产生。

我握住领口的小十字架。“你知道这曾是一件刑具，对吧？”

他笑了。我并不介意。我知道罗德里格斯来这里并不只是为了笑话我。

“二十个世纪的基督教历史，”我说，“你觉得我们已经领悟了。”我摩挲着小小的十字架，“在这个世界上，他只应许我们不会独自受难。”

罗德里格斯转过身，往草地上吐了口唾沫。“棒极了。”他说。

心理战

我从地球上各种语言中习得词藻

在夜晚诱惑异邦的女子

以俘获她们的眼泪！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穆蒂·赫加齐[59]

有关扎拉·戴维斯的一切都迫使你在好恶之间作出选择。她的态度，她的想法，甚至她的长相。严格来说，她不算漂亮，但那只是因为“漂亮”是个错误的词。在阿默斯特[60]有不少漂亮的年轻人，他们与风景融为一体。扎拉坚持自己的风格。她积极、好斗、可爱。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克拉克学院的《刑罚、政治与文化》课上。课程简介写道：“除战争以外，刑罚是国家权力最戏剧性的体现。”在伊拉克十三个月的经历已让我熟悉战争，因此我想自己该学学刑罚。除了我和扎拉，班里清一色都是白人。

第一天她坐在教授的正对面，身穿紧身牛仔裤，搭配宽大的黄铜皮带扣，上身一件轻薄的黄色T恤，脚下是棕色麂皮靴。她拥有深焦糖色的皮肤，头发未经烫染，前面扎着辫子，后面留着非洲式的蓬松头。尽管只是个大一新生，她第一天就积极投入讨论，为整个学期定下了基调。她时常言语犀利，甚至不留情面，尤其当她的同学——那些穿卡其裤和马球衫的男生，穿运动衫或是为了彰显品位而身着昂贵又乏味的服饰的女生——说出她认为很蠢的话时。

当时我习惯于扮演厌世的老兵角色——自己历尽世间沧桑，只能带着一种略带惆怅的伤感打量同学们的理想主义，就像家长看着自己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半大孩子。令我惊讶的是，“神秘的老兵”这招在阿默斯特这样的学府也能玩得转，我原以为这里的聪明孩子不吃这一套。有个老笑话：“拧下一只灯泡需要几个越战老兵？”“你不知道，因为你不在那儿。”这就是游戏的精髓。每个人都默认我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留下了内心的伤痕。那个“真实世界”还原了人间残酷、粗粝、暴力的本来面貌，它远离美国和学术界的肥皂泡；一次前往“黑暗中心”的旅程要么摧毁你，要么把你变得多愁善感又充满智慧。

当然，那都是放屁。海外经历教给我的主要是——是的，即使硬汉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也会尿裤子；以及：不，中弹不是件愉快的事，谢谢。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相比这些孩子的优势只在于见识了人类有多么肮脏可怕。也许不能说这点智慧微不足道，但它并不能赋予我额外的洞察力，比如将阿尔都塞的质询运用到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结构的批判上。在讨论猖獗的暴力犯罪的社会影响时，连教授也会让出权威，似乎我会告诉他们我“在那儿”亲眼目睹过。扎拉是唯一看透我的人。

她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身为来自巴尔的摩的黑人女孩，她十足的时髦新潮。虽然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教授与房地产律师的女儿，家境比我在军中遇到的百分之九十的白人都强一百万倍，但这也无关紧要。每一个看过电视剧《火线》[61]的人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