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洞，等到燃料渗进整栋房子，再点上火，将困在里面的叛军一并付之一炬。我不知道那场景在红外镜头里会是什么模样。一大片白色，我猜。

在我面前是一片开阔的道路和田野，一堆明亮的肢体躺在最近一处房屋二十英尺外。他身边那条黑线一定是支步枪，而且我能明显看出那个可怜的家伙还一枪未开。子弹出膛会加热枪筒，可我看到的只是人体的白色热源旁边冰冷的黑色。

“你为什么要看？”扎拉问。

“谁不想看？”我说。

“是你想看，”她严厉的语气中夹着责难，“你为什么要看？”

“你为什么在这儿，听这个故事？”

“你叫我来的，”她说，“你想让我听。”

很难向她解释我如何既想看又不愿看，而那名矮个士兵有多么明显不愿看。我走过去凑到瞄准镜前，一方面受窥视欲驱使，另一方面也算帮他一个忙。当我的眼睛贴上镜头时，那名瘦削的黑人下士提醒我，那团热迹会逐渐黯淡——意味着身体温度降至环境温度。他告诉我：“那时我们就可以正式宣布死亡。”

几个踩滑板的孩子从扎拉和我面前的街上滑过。他们看上去很年轻。也许是高中生。但肯定是城里人。你会忘记不是每个在阿默斯特的人都是大学生。我不知道这些孩子要去哪儿。我们等他们滑过，直至滑轮声消失。然后我继续讲述。

“死亡来得很慢，”我说，“我会抬一下头再重新看一眼，试图觉察出变化。下士不时瞟一眼走廊，似乎担心某位上司会发现我在那里而痛斥我们。矮个士兵不停地说：‘他死了。他肯定会暗下去。’可我看不出来，于是我把手指伸到瞄准镜前。它们在画面中形成炽热的斑点，在灰色背景前放射出白光。视野里没有色彩，但也不同于黑白电影。红外瞄准镜捕捉热辐射，而不是光，因此所有的一切——灰度、明暗——都有一种怪异的错位。里面没有影子。一切都轮廓鲜明却不合常理。我在镜头前挥动我这些明亮的白色手指，我的手指——它们看上去如此古怪而疏离。我在那个身体前挥动手指，试图进行比较。”

“然后呢？”扎拉说。

“然后我觉得自己看到他抽搐，”我说，“我忍不住跳起来。这让所有的士兵警觉，下士大喊着让我告诉他们我看到了什么。我说那具尸体抽搐了一下，他们不信。矮个士兵凑到镜头前，说‘他没动，他没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瘦高个士兵问是否需要出去处理那个叛军的伤口。但下士说可能只是尸体的正常变化。气体逸出什么的。”我低头看着双手，“矮个士兵很生气，他们都很生气，生我的气。”

“他还活着吗？”扎拉问。

“那具尸体？”我说，“即使活着，也撑不了多久。矮个士兵把我拉回镜头前，它看上去的确更暗了。我对他们是那么说的。下士告诉矮个士兵他干得很棒，与此同时，我紧盯着镜头，想要确认生命迹象的消失。或说是热度，我想。那个过程如此缓慢。有时我问矮个士兵他是否想看一眼，但他始终不看。他和普通陆战队员不一样。肾上腺素渐渐消退，他要面对的只是自己的行为。他不想看。”

我们的思绪短暂地回到这个黄昏。

“所以它现在是你的了。”她说。

“你什么意思？”

“你看着他死去。”

“只是热迹。”我说。

“它现在是你的了，”她重复道，“你从他手里接过来，他就不用看了。”

我默不作声。我们俩都许久没动水烟了，于是我拿起烟管，深吸一口。

“然后你现在又讲给我听。”她说。

我把烟呼出来。

“你为什么要讲给我听？”她说。

“你问我我怎么能杀自己人。”我说。

“所以呢？”

我放下烟管，她接了过去。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而且当我给她讲完这个故事，我感觉实际上什么也没说。我想她也明白，只是这个故事还不够，有种东西缺失了，但我们都不知如何找到它。

“你觉得他是谁？”她说。

“什么意思？”

“陆战队员打死的那个人。”她说。

我耸耸肩。“某个孩子，”我说，“愚蠢地送死。那正是我们想要预防的。”

她以一种缓慢、性感的方式呼出烟雾，脸上却挂着忧虑。还有几分不悦。“‘预防’，什么意思？”

“我是心理战特种兵，”我说，“我的任务是劝说伊拉克人不要送死。事实上我会讲他们的语言，所以扩音器里是我的声音，而不是翻译的。”

“好吧，”她说，“你从小就讲阿拉伯语。”

我摇摇头。“埃及阿拉伯语，”我说，“许多肥皂剧和电影都用这种语言，所以不少埃及以外的人也能听懂，但终究是有区别的。”

她点点头：“我明白。”

“但军队不明白，”我说，“我的部队以为他们中了头彩。他们甚至没送我去语言学校。我试图说服他们，但科尔特斯中士正好从蒙特雷学完归来，操着一口标准现代阿拉伯语，我这才意识到美国军队的智力缺陷是个普遍问题。”

“所以，你自学的伊拉克语？”

“是的，我向我父亲的一个同事借的书。”我说，“到了伊拉克我就外出向当地人喊话，跟他们讲道理。你面对的是一大群未经军事训练但看过太多美国动作大片的孩子，个个都想当兰博，誓与美军为敌。简直是疯了。一个未经训练的孩子对阵位置隐蔽、火力范围明确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班。”

“但那种事必然会发生，”她说，“当你派一支军队穿过一座城市的时候。”

“我们尽力减少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