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非常固执。后来他变成了超级美国先生。他在房上挂了好几面国旗，在汽车保险杠上贴满了‘支持我们的军队’的磁贴。不过这些丝毫不能改变人们对于他长相的偏见。或者说是我们家族的长相，再加上我们带着阿拉伯韵味的名字。尤其在机场安检的时候。”

“可以想象。”

“不，你想象不出。因为当他们把他拉到一旁从上到下搜身时他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偏见，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支持你们正在做的事。你们在保卫我们美国人的自由。’声音大得每个人都听得见。”

扎拉难过地摇摇头。

“说到我的母亲，上帝啊。她来自一个和我父亲完全不同的世界。科普特人，没错，但不是那种会在垃圾城市里结婚生子的人。她青少年时代的朋友都是穆斯林，甚至有个犹太人。那些家境富裕的孩子读法农[70]的书，讨论激进的政治，长大后则面对现实生活，不少人结为夫妇。而我母亲比其他所有人更激进。甚至比我的外祖母还要激进——要知道她在六月战争[71]前就是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我母亲和我父亲结了婚。然后他上演了‘美国人的自由’那一幕。他第一次那么干的时候我以为母亲会杀了他。那事差点让他们离婚。”

“为什么没离？”

“因为她信教。”我说。

扎拉笑了笑：“你当时怎么想？”

“当时我十七岁，”我说，“你要知道，我父亲的表兄死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他自己也被打成重伤。我从小到大，父亲不厌其烦地告诉我那些人是坏人，后来他们终于惹怒了我的国家。于是父亲讲过的那些故事不再是瞎话了。我的父亲，我想说的是，他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不是那种和蔼可亲的人。”

“参军能让他为你骄傲？”

我不由得眉头一皱。这话从她嘴里出来听着很别扭。“让我自己骄傲。但他多少会看在眼里。”

“我猜身为阿拉伯裔这事在军队里带给你更多麻烦？”

“不，”我说，“完全没有。只不过更直接。”我笑了，“一位教官在巡视中问我，我有没有兄弟加入了基地组织。我是否会朝他的脸开枪？我的亲兄弟？”

“那太可怕了。”

“我是独子，”我说，“我告诉他我会。基础训练营不是计较细枝末节的地方。”

“其他新兵呢？”

“有一个家伙，特拉维斯。他有个叔叔是搞建筑的，特拉维斯参军后他开始拒绝和一户家里都是电工的穆斯林人家合作。作为对特拉维斯的支持。”

“我听过类似的事，”扎拉说，“其实我还听过糟得多的。”

“特拉维斯告诉了我，然后说：‘你能怎么着，基佬？’”

“你什么反应？”

“我告诉他我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同性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