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员。飞机上维持我生命的护士。塔卡德姆基地为我稳定伤势的大夫。兰施图尔的大夫。国内所有我到过的医院的大夫。”

詹克斯有些哽咽，低头看着笔记，但我知道他其实不需要稿子。这一段从第一稿开始就没有改动。我从没听他大声念出来。

“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的帮助，我不可能活下来。我的生命不只被挽救了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被挽救，有些恩人和我也许一生都无法谋面。他们说我拼命挣扎、踢腿、尖叫，直到他们给我注射了麻药。有些挽救我的技术在伊战前还不存在，比如同时给病人输新鲜血浆和红细胞以促进凝血。我需要凝血，但我自身的血液无法做到。我需要那些素不相识、却排队为我献血的士兵和飞行员的血液，我也需要那些懂得如何输血的大夫。所以我的生命得益于那位找到重伤员最佳输血方式的大夫，也得益于研究过程中在他眼前死去的陆战队员们。”

詹克斯停了下来，杰茜点着头说：“没错，没错。”

只剩一小段没读了，詹克斯却缓缓将那页笔记推到我面前。萨拉翘着眉毛看着杰茜，杰茜没理会她。

“可以吗？”我对詹克斯说，他一声不吭。我从他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我低头看着笔记，虽然我已经差不多背下来了。

“无论我是一个贫穷、被毁容的老兵，一个为自己的参军志愿付出应有代价的人，”我念道，“还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在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被爱包围，这都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怨恨没有任何帮助，所以为什么要怨恨呢？也许我为国家作出的牺牲比大多数人都多，但比起有些人，我的牺牲微不足道。我拥有很好的朋友。我拥有四肢。我拥有我的大脑、我的灵魂，和对未来的希望。如果不怀着喜悦来拥抱这些恩赐，我该有多愚蠢？”

萨拉频频点头。“嗯，很好，”她说，甚至没花一秒钟来回味詹克斯关于康复与希望的小小感悟，“所以你回来了，家人都在身边。你说不出话。你很高兴能活下来。但前面还有五十四次手术等着你，对吧？能给我讲讲吗？”

詹克斯深呼吸了一下——他总习惯把之前抢救的痛苦与之后复健的痛苦区分开。萨拉仍带着关心的神色，却毫不退让。我想，詹克斯太早耗尽了他带有胜利色彩的故事。尤其是当你知道他最终放弃了——他告诉他们，自己宁可在余生中以这副模样示人，也不愿经历更多的手术。

“他们得重造一个我。”詹克斯开口了。

萨拉看了眼手机，确保它还在录音。

“有些部分，”他说，“他们采用的方法，外科整形术，就像搭一张桌子。而其他部分……”

他喝了口水。酒吧另一端有人站起来，是那两个女孩中丑的那个。她去店外抽烟，她的漂亮朋友开始看手机。

“他们必须移动我的肌肉，把它们缝在一起以覆盖裸露的骨骼，然后清除坏死的组织，最后用移植的皮肤封好。他们使用，嗯，基本上就是一块奶酪擦板，从健康的皮肤上取皮，贴到需要它们的地方，从单层组织开始生长新的皮肤。”他又喝了一小口水，“那种疼和别的疼痛不一样。药物无法缓解。而且还会感染。我就是因此失去了耳朵。还有物理治疗。治疗一直持续到现在。有时候实在疼痛难忍，我会在心里从一数到三十，然后再从头开始。我对自己说，我能做到。我能坚持到三十。如果我能挺到三十，那就足够了。”

“很好，”萨拉说，“但咱们能不能慢一点。最开始发生了什么？”

她的心一定是冰做的，我想。我低头看着酒杯。已经空了。我不记得自己喝了这么多。我想再喝一杯。我想抽支烟。我想出去和那个丑女孩一块儿抽烟，然后要她的电话。我需要这么做。

“最初的感觉，”詹克斯说，“是每次换绷带的疼痛。每天都换，每次几个小时。”

我站起来，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他们都望着我。“抽烟。”我说。

“我也去。”杰茜说。

“我们暂停一会儿，”我说，“我们所有人。我回来之前什么也别说。”

萨拉被逗乐了。“你是他的律师吗？”她说。

“我得喘口气。”我说。

于是我和杰茜出了门，丑女孩远远地站在一旁。我点燃一支烟。此时萨拉大概在继续盘问，逼迫詹克斯讲述那些不堪回首的痛苦。这种局面令我抓狂——一支该死的香烟完全不能让我平静，而且有杰茜在身边，我搞到丑女孩的机会接近于零。无法转移注意力，也没有希望觅得一丝新意来打破这傍晚的沉闷。

“你会和詹克斯上床吗？”我问。

杰茜微笑着看着我。在伊拉克时她曾是一群步兵里唯一的女性，所以几乎没什么话能令她惊讶。“你呢？”她反问道。

“这是你对国家的义务。”我说。她咧嘴笑了笑，像个被淘气的孩子逗乐的母亲。她冲我竖起中指，那根指头立在她残缺的手上显得很诡异。但我没有退却，紧盯着她的双眼。

“别为她生气，”杰茜说，“她高中就这样了。”

“像个贱货？”

“她人比看上去要好。”

“萨拉会和詹克斯上床吗？”我说，“因为那也是可以接受的。”

“她会听他倾诉。”

“没错，然后她会写她的剧本。棒极了。”

丑女孩抽完烟回到店里——机会就这么溜走了。我把烟扔到地上踩灭。杰茜用喜忧参半的眼神看着我。我掏出烟盒，递给她一根，自己也点上。杰茜接过烟，看了眼烟头，轻轻吹了口气，那点绛红短暂地燃至亮橙色。

“你不必替詹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