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沃克勒得知真相，他的负罪感会更甚于现在。与普通的美国民众不同，沃克勒清楚地知道为他捐躯的是哪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以军人的方式热爱着的优秀战斗领袖。甚至大多的婚姻都无法与这种热爱相比，因为婚姻中的多数伴侣不会时常意识到：如果自己的伴侣不是那么了不起的话，他们每天被杀死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告诉沃克勒：嘿，也许蒂姆不该管你，而该在牺牲前挽救另一位战友的命……这不会有任何帮助。

即使由他人转述，蒂姆的事迹也着实令人动容。我在各类授奖申请中写过无数赞美的话，它们在我和蒂姆的队员交谈中全变得鲜活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报告。这可是申请他妈的荣誉勋章。我心里多少明白最终不会获批，但我没有泄气。蒂姆会获得某个奖章，甚至是海军十字勋章，而且他至少会进入最高荣誉的考虑范围。只是写出这些文字就让人激动。

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海军陆战队的圣人。有贝洛森林战役[83]中的丹·戴利，香蕉战争[84]中的斯梅德利·巴特勒，以及从南北战争至今美国参与的战争中的近三百位英雄。

撰写表彰辞的过程中，我所有的沮丧都在置身其间的兴奋心情中消散。仿佛我的指尖透过电脑键盘触摸到了一位神。我感到自己的工作被赋予了意义。

派遣期过半，在我提交法学院申请材料时，我甚至把蒂姆的事写进了个人陈述。

“即使最好的副官也不能像蒂姆中士那样挽救生命，也不能像普通步兵那样每日冒着生命危险巡逻。但我们中最尽职的人确保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行政支持，无论是帮他们领取缺席选票还是帮他们起草遗嘱。这种工作没有任何荣耀。副官的工作往往只在出错时才会被注意到。我的两段派遣都在写字台前度过，我在那里为陆战队员减轻他们预料不到的重负。这于我已足够。这于我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这也是我希望投身法律公益事业的原因。”

我没提到的是，派遣结束时我所在的营总共阵亡五人，也就是说那条小巷里的阵亡人数占了总数的一大半。我也没提到，前任指挥官曾警告我们不要在那条小巷所在的区域开展激进的巡逻。“在和本地民众建立更好的关系之前，我们在这里见不到胜利的影子。”他曾这样说。

部队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些家伙全是白痴！我们是陆战队步兵！我们不躲避敌人，我们逼近他们把他们干掉！”营长莫茨中校的风格很激进，全营也到了后期才开始采用军事与民政并行的战略。

博伊兰从未忘记是自己把队伍带进死亡区域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自己的每个决定，相信更好的领导可能会挽救那些逝去士兵的生命。他的直觉或许是对的。回到美国时博伊兰比离开时轻了三十磅，瘦成皮包骨，眼窝带着发紫的淤青，眼睛仿佛深陷海底。我和那五名阵亡士兵没有个人交往，因此我往往怀着神圣的爱国情怀看待他们的死，而博伊兰的心里满是对自己的憎恶和怀疑——这令他心如刀割。

我们从伊拉克回国后，他就一蹶不振，在海军陆战队舞会上大出洋相，每个周末都喝得酩酊大醉——工作日大概也一样。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八点他走进行政办公室，依然宿醉未醒，唇间含着一大块湿烟草，问道：“谁有吐渣的杯子？”没人愿意让他吐在自己那里，于是他耸耸肩，说了句“啊，我操”，然后拽起自己的衣领，吐在了衬衣里面。这事在陆战队里被议论了好几个星期。

这是一种方式。沃克勒的是另一种。差不多我们一回国他就开始想尽办法被派往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已近尾声，这在我们的派遣结束前就很清楚了。他追着9团1营的一位连长软磨硬泡，直到他们为他预留一个名额。随后他来行政办公室办手续时，我没有按惯例让下属处理，而是让他直接来找我。我想再次面对面地见他。

“所以你想去阿富汗？”我说。

“是的，长官，战斗在那里。”

“9团1营，”我说，“‘行尸’。”就所有战队的称号而言，他们的大概是最棒的。因为经历了越战，9团1营有资本夸耀他们在海军陆战队史上最高的阵亡率。陆战队员喜欢把自己比作拥有自杀性攻击力的疯狗——现实中他们有时确实如此，因此“行尸”在他们眼中很“酷”。

“是的，长官。”

“你知道，”我说，“他们规定最短休整时间是有原因的。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可以重返前线，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准备好了。”

“9团1营很多陆战队员都从没被派遣过，长官。”

“你有他们需要的经验？”

“是的，长官。他们需要优秀的士官。”

陆战队员常在军官面前唱些陈词滥调，所以有时很难听出他们的话里有几成真话。

“9团1营有不少陆战队员已经派遣过三次、四次、五次。”我说。

他点点头。“长官，我知道真正不幸的事发生是什么样子。”

这句话难以反驳。

“真的很难熬。”他说，他的声音很镇定，仿佛在谈论天气规律，“这帮弟兄很可能需要面对同样的事。”

“有些人或许的确需要。”

“我懂得怎样和人相处，”他说，“我能做得很好。”他的语气里透出极度的冷峻。这让整间屋子都显得冰冷、沉静。

“我同意，”我说，“很高兴你会去那边。他们需要优秀的士官。”

我为他办完派遣手续就让他走了。他问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