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去整理，只不过把它们都放在手头会比较方便些。

舞会过后的几周，我开始重读这些报告。我不太确定我想从中寻找什么，也许我是个搜寻缺失已久对破案可能有帮助的那点关键证据的侦探，也许我只是想找一些关于这孩子的病情的乐观消息，又或想把舞会上那个笑容像玻璃球一样点燃大厅的小男孩找回来——但他已不见踪影。

“大肌肉运动能力弱”，“同理心匮乏”，“小肌肉运动能力弱”，“躯干脆弱”，“目光交流少”，“步态异常”，“挑衅行为”，“感官障碍”，“协调力差”，“内八字脚”，“言语逻辑力低”，“不自信”。等等。看起来就像由“正常警局”开出的针对所谓异常人士的永无止境的收费表，反复罗列着这孩子做不了的一切事情。这些报告就堆在我们家正中央的餐桌上，堆在我们生活的中心。它们是必须和重要的，这我明白。它们增进了我对这孩子的理解，使我们获得本来得不到的支持和帮助。但它们统治一切太久了，其实它们并不能完全概括他，也没有抓住他的精气神——那些仅仅因为存在于这个世界就会有的奔腾的勇气与欢乐，绝无可能从带有专家电子签名的复印文件上找到。

我弄了个文件柜（其实是把厨房一个大柜子里所有盖不上盖的塑料饭盒清走了，然后文件往里头一塞；只不过“文件柜”听起来更有目的性），开始慢慢把这些报告归档。我不是想藏起他的病症和问题，而是接受它们，然后继续走下去。

一天晚上，我翻看旧相册，还把存在电脑文件夹里很久没动过的手机背景图片重温了一下。结果我发现，那个校园舞会上的孩子一直就在我身边。我只是忘了怎么去寻找他。

婴儿一般的笑脸。酒窝。穿着袜子坐在沙地里。脸藏在亮蓝色的泡泡糖口味冰淇淋后面，龇牙咧嘴地笑。坐在微型铁轨上的小卡车里，脑袋转到后面，边挥手边大笑。在一艘船上，头发迎风飞扬。在家里的休息室搭大理石塔。想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却有点干不来，结果嘴上掉下一条哈喇子把火给熄了。洗澡后紧紧包裹在浴巾里，手指脚趾都起了褶。给别人都害怕的无峰驼喂食。追赶一只母鸡还抓到了。彻底忧郁的样子。

我知道我在这里写得腻歪歪的。我从没觉得因为看到一些几乎忘记了的照片，生活就会突然变成一个玫瑰花床。但这件事让我领悟到，我能比之前自己所认为的更好地决定此类事情的结果。身为父母，我们应当为孩子营造气氛。对，气氛。假如我自己见到那些照片都不能感到快乐，又怎么能指望这孩子能感受到呢？

几个礼拜后，3月份，我们离开伦敦去度假。地中海灼人的炎热，肯尼亚的野生动物，都不是为我们准备的。我们想去巴萨罗那看看风景，但最后选的是英国南海岸黑斯廷斯[2]的房车公园。

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完美假期。我们在游泳池游泳，在拱廊上玩，晚上去俱乐部会所看滑稽表演、吃1英镑两小袋的薯片。薯片能吃多久，我们看演出就看多久，完了再去找点别的消遣。然后有天晚上，这孩子发现了他最中意的游戏：宾果[3]。

我儿子喜欢玩宾果。写下这句话时，我能感觉到我父亲在天上看着我，脸上闪着温暖、满意的红光。每当我和这孩子去房车公园旅行，我都觉得自己和父亲更亲近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好像不是因为那地方是我们还小时去过的。或许是房车休息室里的老旧的煤气炉和家具让我想起了他。或许是因为角色的翻转，即我成了那个喝啤酒的人，而另一个人喝可乐。或许只是因为在房车公园家庭似乎比一切都重要，而他本质上是个居家男人，所以我不可能不想到他。

我们赢了一局，但不是全中，只对了四个角上的数字。奖品是一只泰迪熊，这孩子甚至自己上前领奖。那报号人[4]把顶着个大大的红色封套的麦克风戳到他鼻子下面；我以为他会把话筒吃进去。

“你家在哪儿？”报号人问。

“地球。”这孩子说，看都没看他一眼，一把夺过他手上的泰迪熊，跑回座位上来了。

另一天晚上有一场“大人物”见面会，在里面你可以跟“现实版”的汤姆和杰瑞说你好。就是在那里，我发现这孩子是多么难以分清真实与想象。人们见到自己钟爱的明星——比如单向乐队[5]或艾德·希兰[6]——会如何狂热我是知道的。至于这孩子，他的英雄是两个分别穿成猫（汤姆）和老鼠（杰瑞）模样的人。他话都说不出，满脸通红，他们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却围着他们转，用手臂环住他们，紧紧搂着。叫人怎么说呢。

整个假期这孩子都没怎么离开过他的轮椅。这没什么，我知道没有轮椅他会遇到很多麻烦，有什么事情应付不来的时候，轮椅也能助他保持镇定。我掌握了单手推轮椅的技巧，这样他就会在我的旁边而不是前面，我们也能像平常一样聊天。

注意到人们对轮椅的态度，是挺有意思的事情。这孩子长这么大，已经习惯被人视为“捣蛋鬼”，习惯成为别人带着审判意味的盯视与不满的表情的对象。可是，当同一个男孩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忽然间大家都对他投以慈母般的怜悯和关心。

最后一天，我们到海边打高尔夫球（黑斯廷斯城主要的特色之一）——不要命了。我把车停得很远，然后用轮椅推他到目的地。球场旁边的小木屋里有一个管收费的女人，看见轮椅她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