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平日接近中午的时刻，所以找座位并不难。

胜是外国公司的职员，已经养成习惯，大夏天也打领结，穿外套。汗味儿被男人用的香水味儿驱散了，但胜依然感觉汗水不住流到背上，顺着胳肢窝和腹部向下淌。

他想，这么多的乘客当中，没有人会像自己这般不幸的了。这一想法，使胜立即觉得自己不再是平日的胜，而变成另外一种人格了，尽管他不知道变高还是变低了。他如今是个特别订做的人，有着不同的规格。这样的意识，胜从未有过。他是地方豪门家庭的次子，住在如今已经去世的伯父家里，从初中时代起就在东京上学，由于生活优裕，他从未尝过寄人篱下的滋味。战时在情报站工作，被免除服兵役。娶东京良家女子为妻，分家后单独过日子，战后又找到一份特别满意的工作。他虽然承认自己是世界上那种机遇最好、又很有才干的人当中的一员，但他从来没有精英人种的优越感和自负心。

他的背上长着一颗大黑痣，无疑，他经常在人面前感到一种想高声大叫的冲动：

“诸位，你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吗？我的脊背有一颗葡萄色的大痣啊！”

同样，胜也想面对众多的乘客大声吼叫：

“诸位，你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吗？我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妹妹，他们今天全都死啦！”

到了这种地步，胜才骤然气馁起来。他只希望孩子能够平安无事。电报里所说的“清雄”莫非不是清雄而是“今天”吧？神魂颠倒的朝子，也许把一时迷路的孩子当成是下落不明了吧？说不定家里现在已经来了更正的电报？胜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他感到自己的反应比事情的本身更重要。他很后悔，当时应该向永乐庄打个电话，问清楚事情的真相才是。

伊东站前广场布满了盛夏的阳光。广场上有一间像派出所似的小小木板房，是出租汽车营业处，太阳毫不客气地照耀着室内。墙上贴着几张发车表，边缘都被晒得卷成了卷儿。

“到A浜要多少钱？”胜问道。

“两千元。”一个脖子上围着毛巾、头戴制帽的男人回答道。不仅如此，不知是出于亲切还是好管闲事，他对这位顾客多说了一句：“要是没有急事，还是乘火车划算。”

“我有急事，说是家里人死了。”

“哦，刚才还听说呢，A浜淹死的原来是先生您的家人？真可怜，一个女的，两个孩子，一下子全完啦。”

胜被毒花花的太阳照得有些头晕。其后便一直沉默，直到车子到达A浜，他都没跟司机搭一句话。

伊东至A浜的公路，沿途没有什么美丽的景色。开始一段，车子只是在尘埃飞扬的山道上上下下，几乎看不到大海。逢到路面狭窄，需要和对面驶来的公共汽车错车，一侧的半开的玻璃窗就会擦着树枝树叶，发出哧哧的响声，就像落荒而逃的鸡扑打着翅膀。胜的那件裤线笔挺的西装裤的膝盖上，无情地撒满了粗粒的沙尘。

如今，胜正为自己第一眼见到妻子应采取什么态度而苦恼。会有什么“自然的态度”吗？他怀疑。也许不自然的态度才是自然的吧。

车子接近A浜了。一位担着装满鲹鱼的鱼篓的老渔夫，站在满是尘埃的草丛里为车子让路。渔夫的额头被夏天酷烈的太阳晒黑了，一只眼睛浑浊得像是得了白内障。他似乎是打中马海滨的钓鲹场来的。夏天，这一带出产鲹、鸡鱼、乌贼、平目鱼，还出产橙子、蘑菇和乳酸橘。

车子开进永乐庄古老的黑漆大门，一靠近停车处，老板就呱哒呱哒趿拉着木屐过来了。胜反射般地将手伸向钱包。

“我是生田。”

“您受苦啦。”

老板深深埋下头来。胜先给司机付了车费，然后向老板行礼，往他手里塞了一千元钞票。

朝子和克雄搬到安枝停灵的隔壁房间了。安枝的遗体已经入殓，棺椁里填满了从伊东运来的干冰，只等胜一到就举行火葬。

胜抢在老板头里推开房间的隔扇，正在午睡的朝子从被窝里一骨碌爬起来，她没有睡着。

朝子头发蓬乱，穿着旅馆的浴衣，前襟散开了。她像女囚一般合上前襟，神情奇妙地打坐着。她动作麻利得吓人，仿佛早已准备好了似的。接着，她向丈夫倏忽瞟了一眼，立即扭着身子哭起来。

当着老板的面，胜不愿将手伸到妻子的肩头，他比被别人看到闺房隐私还要难受。他脱掉上衣，寻找着衣架。

妻子注意到了，她站起身，从横木上拿来一只青漆衣架，从丈夫手里接过汗湿的西服挂起来。听到妈妈的哭声，克雄睁开眼来，他还不想起床，胜便在儿子旁边盘腿坐了下来。他把克雄抱到膝头上，仿佛抱起一只布娃娃，使人不敢相信。他大吃一惊，孩子为何这么轻？他感到好像抱着一件东西。

“对不起。”

妻子伏在屋角哭着说。这是胜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老板在他身后也一边流泪一边说道：

“请原谅我多嘴多舌，先生，还是请您不要责怪夫人了。出事时，夫人正睡午觉，她实在没有料到啊。”

眼前这番情景，胜觉得好像在哪里读过或亲眼看过。

“我知道，我知道。”

他态度上宛若照着一定的规矩，说着站起身来，抱着孩子走到妻子身边，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那动作显得很轻松。

于是，朝子哭得越发厉害了。

——第二天，两个孩子的遗体被发现了。警防团员一起出动，全部潜到水里，将整个海滨细细搜了一遍，最后发现沉在万藏山山脚的水底下了。尸体上爬满了小小的水虫，有两三条水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