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柱突然从河面上腾空而起。火柱的先头，一鼓作气直冲云天，一旦达到至高点，就炸裂开来，无数银色的星星散作圆形，飞蹿追逐，紫、红、绿色的同心圆自内侧次第向外扩展，内心一轮早已消失。外层一轮一旦散开，另一层橙黄色的一轮又在低处扩散，火星纷纷落下来，一切都消泯了。

下面的焰火接连不断升上天空，一边花开朵朵，一边呼喇喇直往上蹿。紧接着，下面的火花爆炸时的光芒，将前面火花的残烟映照成了立体。

我听到了一阵阵哄笑，抬眼向楼上望去。看不出笑声的来源，只见一张面孔靠在栏杆旁边正向下俯瞰，脸部光线黯淡，看不分明。轰隆一声，焰火又飞腾起来，一种青蓝色的不自然的光芒，照亮了那一头白发和一张长脸。

岩崎贞隆的脸色因恐怖而变得苍白，他带着一副仿佛遭受凌辱的极其孤独的表情，眼睛一直紧盯着我的身影。

我和他第三次目光相对。刹那间，我也深切感受到和他一样的莫名的恐怖。抑或我的恐怖，真正使我体验到那种准确的、深入对方心灵的无法躲闪的恐怖吧。

……不一会儿，运输大臣将身子一转，极其自然地躲开了我的视线。他那一头白发，随之消隐在栏杆背面了。

过了半个钟头，一位陌生的年轻艺妓，从廊缘上向院子里的我招手示意。我走过去一看，她迅速交给我一个沉甸甸的纸包。

“岩崎先生送的。”

说罢，她就想离开。

“岩崎先生回去了吗？”

“刚刚回去。”

艺妓脸上一无表情，丢下这句话走了。她那被焰火映照成紫色的绉绸和服的肩头，消失在走廊上纷乱的人群之中了。

——不用说，第二天晚上，我到两国饭馆同那个男的见面，因为要把一大笔赏赐和他对半平分。

那人来了，也不说一声谢谢，就把自己的那份收起来。他给我斟了满满一杯酒，说道：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我实在感到奇怪。”

“别那么大惊小怪，谁叫你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呢？也就是说，他错把你当成我啦。”

“是吗？”我极力提出一种明显的不同的看法，“……也许他明明知道我不是你，所以才放心地赏给我一份厚礼吧，不是吗？”

我讲了一番不合道理的道理，以这种没有任何罪责的议论为下酒菜，我俩一直喝到很晚，然后才分手。对于我来说，也并非没有一种危险的好奇心，总想打听那件可怕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但那人的眼睛妨碍我继续追问下去。

昭和二十八年九月《改造》

显贵

上

我的学生时代，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所谓显贵这类人物。如今，这些人消失了，我也并不感到有什么惋惜，也许因为我不是显贵的后代吧。然而在曾经是显贵的人们中，至今无疑还有一种深深的缅怀之情。

我在这里要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画一幅肖像。我的笔致所流露的怀思，决不是对显贵本人，而是对亡友的一种追忆。这一点请予理解。

我所描绘的肖像画最好是椭圆形的，宜镶嵌在类似早期银板照片的像框里，周围饰以螺钿或金银的阿拉伯图案，而且其胸像最好是侧面像。这是因为他的侧影秀丽得在日本人中难得一见，他的鼻子是纯正的罗马式样，嘴唇则属中间细巧的希腊雕刻式样。一张几乎没有一点儿血色的白皙的面孔，唯有淡红的嘴唇惹人注目。

还有，我的作画的笔致又像佩特写作《埃默拉尔德·厄里瓦特》、《塞巴斯蒂安·范斯托克》和《罗森蒙德的卡尔公爵》等短篇小说的笔致。这样的笔调并非出自我的意愿，而是基于对象性质的要求。

我如何着手绘制这幅肖像画呢？佩特描写主人公时，那种将微妙的写实和透明的抽象融合在一起的态度，那种手法，无论如何都是很有必要的。他在描绘人物的脸部时，就像荷兰派肖像画家那样，同时鲜明地描绘出其精神生活。恐怕对于他们来说，细微描摹一种优美动人的风貌，和描写其精神生活同等重要。因此，佩特的小说随处都显示着二重描写。他的自然描写的抽象性，同时如实地显示出黄昏风景里慵倦的官能意味。他的所有作品中的过于透明的抽象性，同时直接与官能接触，物象的轮廓直到最后都没有明晰地显露出来。

我想我只能这样描写柿川治英，何况，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死，治英的兴趣始终没有离开绘画。

他后来成为一名卓越的宗达的鉴赏家。但我在思索，绘画不断吸引着他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静止首先征服了他。其次，画面的完整性征服了他。他的父亲是收藏家，治英成长的环境被东西方各种名画掩埋了。

面对绘画，我们有时会被这样的感觉所震动：画家的艺术构思凝聚着，集合在一起，仅离我们数步之前突然静止而达到完结。这就像列阵行进的军队，一声命令，立即在我们面前停止了脚步。

治英从少年时代起似乎就对陶醉的生命和外界事物怀有一种疏离的感觉。他生来就远离狂热的事物，不像他那有名的伯父，每次出外射猎猛兽，总要留下一连串趣闻。他缺少伯父一般绚丽多彩的稚气。我打少年时代起就认识他了（而且我比他更年少），但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摆脱稚气的少年。

但是，说他远离狂热，并不意味他喜欢对别人投以冷笑和讽刺。他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优柔和沉稳的麻木。

他对绘画的关心，或许来自这种麻木。治英热爱绘画，他把绘画当做一切都不强制自己的艺术。画家也许会对这种关于绘画的定义感到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