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我真是喜出望外。

“你想不想去兜两圈？”

要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那肯定是假的。在后来的二十年里，我们也经常会定期地出去“兜上一圈”。一开始的确相当刺激。这是我第一次外遇，好吧，应该说是第一次不仅是肉体关系的外遇。我很为奥利弗感到难过，我总是忍不住幻想，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1996年，《太阳王子》在都柏林和伦敦的演出大获成功之后，又宣布下一步将进军百老汇，而且开始的几星期奥利弗也会与我们同行。我真的觉得这是我演艺生涯中的一次绝好机会。第一轮排剧期定为六个月，如果效果好，还可以进一步延长。到那时我就会接到许多电影角色的邀约，奥利弗和我就能离开各自的配偶搬到洛杉矶去生活，然后成为好莱坞的一线明星。就像当年的阿瑟·米勒和玛丽莲·梦露一样（假如他们也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奥利弗被他的美国出版商安顿在了纽约广场，他们为了电影版权的事正一个劲地拍奥利弗和他经纪人的马屁，而我和其他剧组成员则住进了东村条件恶劣的公寓里。阿康当然也想来，我们还从未到过纽约。我告诉他这样没有意义，我去了会先排练一两个星期，然后是几星期的预演，接着在新闻发布晚会之后，会是每星期八场的公演，到时候我会忙得根本没时间陪他。我知道艾丽斯不会来。她从不会陪奥利弗出席巡回宣传活动，简直一天都离不开她的老窝。

虽然演出在都柏林和伦敦好评如潮，但百老汇的制作人和投资商还是想做一些改动，而且是重大改动。原本的爱尔兰团队中只有五个人能继续保留自己的角色。而合唱团则会全部替换为美国人。我们会跟一个新的美国导演合作，名字叫塔格·布罗门菲德。我们的爱尔兰导演艾斯琳非常愤怒，但这事她根本没什么发言权，只好靠后站，眼睁睁看着塔格重新搭建布景，并要求做一些完全不必要的改动，好对得起他那不菲的酬劳。我和塔格从一开始就不对盘，可能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我在戏服试装时把他当成了服装助理，然后把我的紧身裤递给他让他扔到洗衣篮里。他觉得我冒犯了他，又不肯像普通人那样对此一笑置之。后来我们的关系不断恶化。他企图删减掉我的许多台词，还让我大部分时间都被挡在舞台上的几件家具或是大型道具后面，这样观众就不会看到我了。他想让我换个音调来唱结局的最终曲目，但那个音调完全不适合我的嗓音。他还当着整个剧组的面，让我别再“装腔作势”。浑蛋。

我想团队中有一些关于我和奥利弗在交往的传言，虽然没人当我的面说出来，但当我们两人一同出现在剧场或是排练室的时候，总会有种强烈的暗示和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我气愤地跟奥利弗抱怨塔格所做的那些调整，可奥利弗却总说他起不了什么作用，帮不上忙。

虽然排练日程很紧张，但我们还是能够时不时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偷个闲。在那一个个美好的下午，我们会像普通游客一样四处观光游览，玩得十分尽兴：我们去了帝国大厦、洛克菲勒广场、古根海姆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弗利克美术馆，还乘马车环游了中央公园。有一晚我们去萨尔迪餐厅吃晚餐，奥利弗轻车熟路地给了领班一点好处，让他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好位子，这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然后我发现阿尔·帕西诺就坐在我们背后那一桌。我很想过去打个招呼，但奥利弗坚决不让我去打扰他。不过，他跟我交换了座位，好让我能面朝着阿尔。我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但没能成功。我去了洗手间好几次，好趁机从他身旁经过，但我想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虽然我的脸就画在两个街区外一张真人大小的海报上。奥利弗觉得我的举动非常有趣。用餐完毕后，正当我们走出餐厅时，领班递给我一张字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很高兴见到你，孩子。祝演出成功——阿尔”！我高兴得快疯了，立马准备转身回去向帕西诺先生致谢，可奥利弗断然拒绝了，很久以后他才承认是他给了那个领班钱让他代写的那张字条。我觉得自己很蠢，打心底里觉得失望，但还是得承认，他这么做也算是种贴心之举。这就是我眼中的奥利弗了，充满魅力、思虑周全。

奥利弗是个非常棒的旅伴。他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在参观美术馆时，他对艺术家们在作品创作期间的生平和社会评价都做了简要的讲解，让这种通常十分枯燥无味的行程都变得有趣起来。他有种奇怪的幽默感，而且长得就像个社会名流。门童和侍者总是对他恭敬有加。他身上有种在爱尔兰男人身上很少见的权威感，也就是人们说的自信。

纽约的生活非常热闹，充满着各种生机。但要我说，这里还可以再多点浪漫气息，比如让奥利弗牵牵我的手什么的，可他一向不是那种肉麻的人，也从来不会在公开的场合表露情感。在我们一同外出期间，我试着要真正更深入地去了解他，试着问起他的童年和他的家庭，但他会转移话题或者分心去做别的事，给我明显的感觉是他不想讨论自己的过去。让人讨厌的是，他会经常谈论起艾丽斯，说她的插画多么精妙绝伦，说她花了多少功夫来提升自己的烹饪技艺，或是说她对他有多敬爱有加，在做任何大宗采购之前都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一边赞颂着艾丽斯，一边又用同一张嘴如饥似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