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确是消失了。想起我之前对她的看法，的确是不太光彩。

我并不认为自己背叛了艾丽斯。要是放在过去，如果奥利弗同意离开她，我的确会那么做。我的确会不假思索地选择背叛她。

不过她很有用处。她对我的两个孩子起到了极大的帮助，我不介意承认这一点。有时候我一整天都在工作室里忙碌，或是在剧院里排练，而阿康在诊所又脱不开身，孩子们放学回到家时，艾丽斯会过去陪着他们。她说奥利弗写他那些绝妙好书的时候精力需要绝对地集中，让孩子们去她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太容易让人分神了。艾丽斯其实就像是格里和凯特的保姆一样。有时候我回到家，她都已经准备好了一顿足有三道菜的晚餐了。她似乎一结婚就对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奥利弗告诉我说，她从小跟一个智障弟弟一起长大，他只能吃些米布丁和土豆之类的东西，他们结婚一星期后，奥利弗把她送进了烹饪学校，在这之前她根本不知道食物原本应有的味道。老实说这也激发了我对烹饪的兴趣。简直难以置信，我居然会被迫跟那该死的艾丽斯一较高下。阿康偶尔不在家时，我会邀请奥利弗来家里，希望他也能在我这里尝到熟悉的味道。

你也许会认为我和艾丽斯之间可能有更多共同点。毕竟我们都爱着同一个男人。我们总是因为各种机缘凑到一起。其实是我先伸出“友谊之手”的，这应该是接近奥利弗最简单的办法。可老天啊，她那种慢吞吞恍恍惚惚的行为方式和连篇的蠢话快要把我逼疯了。一想到偶尔要跟她共度下午时光，我都觉得害怕。我总想给她找点什么事情做，这样就能回避许多与电影、购物和戏剧有关的对话了。

当然，现在想起这些让我觉得很内疚。我最后一次见到艾丽斯是去年11月在波尔多机场，也就是奥利弗失控对她动手的前几天。她当时情绪很糟糕。当时，我以为她只是对我跟哈维尔的事生气。等案子开审，一切就能真相大白了。

也许我该对艾丽斯更好些，也许我不该跟她丈夫私通了近二十年，但我心里却又有那么一点暗暗地希望他们这场争执是因我而起。我想知道他究竟有没有真正在乎过我，或者真正在乎过她。

奥利弗

在我还年轻，非常年轻的时候，在法国的那个夏天之前，我曾经非常努力地想做个好人。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办法取悦一个可以说是拒绝承认我的存在的男人。我的出生证明上母亲的名字是“玛丽·墨菲（未婚前娘家的姓氏）”，这也许是当时都柏林女性中最常见的名字了。这表明我的父母并没有结婚。这些年里，通过私下调查我没有查到关于她的一丁点信息，所以唯一的推测是那根本不是她的真实姓名。出生证明上登记的父亲则是“弗朗西斯·瑞恩”。在“父亲的军阶或职业”一栏下，则写着“牧师”二字。我意识到，如果这件事没被以某种方式隐藏起来，它一定会是1953年的一桩大丑闻。

证明上我的出生地写着“都柏林”，但在城里的任何一家妇产医院或疗养院的出生登记记录里都找不到我的名字，因此我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是否准确。那一天城里有两位名叫玛丽·墨菲的女子生下了孩子。我不遗余力地寻找她们和她们的后代，想查出他们是否跟我有亲缘关系。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找不到丝毫有关她的线索。我明白彼时不同于现在，可那样一份错漏百出的文件是如何得以签发的呢？那个年代政权的确是受到了教会势力的强烈束缚，可这是赤裸裸的恶意混淆视听啊。我曾有一次鼓起勇气向父亲询问有关母亲的事以及我出生时的情况。“她是个妓女。”在给我的回信中，他这样写道，仿佛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答案。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一则有关我当时出生情况的骇人听闻的传言，可就在那之前，我的父亲却早一步去世了。

那是2001年3月的一天，我正随意地翻阅着星期六的《爱尔兰时报》，无意间翻到了我父亲的讣告。

“……其妻茱蒂丝及爱子菲利普深切哀悼……”

对于这则消息我不知该做何反应。悲伤，当然谈不上，也许可以说是有些释然吧。我早已接受了他不想我介入他的生活这一事实，但内心始终抱着一丝希望，幻想着也许有一天他会突然醒悟过来，原谅我在他心中曾犯下的某种过错，幻想着他会为我的成功感到骄傲并承认我这个儿子。现在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已经破灭，也许我该彻底放手了。

不过，那则讣告的措辞还是意外地刺痛了我。我也是他的儿子，可是却配不上只言片语。

葬礼弥撒安排在星期一的早上。好奇心作祟，我告诉艾丽斯我要进城参加会议，然后去了哈丁顿路教堂。我悄悄躲在后面，避免被某些教区居民认出来。这不是接待签名收集狂人的时候。出席葬礼的人数相当多，有一群牧师、一排教区主教和一位枢机主教。茱蒂丝举止优雅，表情庄重，但一脸苍白。跟他母亲不同，菲利普老了很多，但让我吃惊的是，他身上也穿着牧师的服装。当时我就在想，他们的家族血脉可能要在他这里中断了，这还真是讽刺。

到了向死者亲属致哀的时间，我也随着人流一起拥上前去。茱蒂丝流着泪握住了我伸出去的手。

“奥利弗！”她红着脸，转身对着菲利普说，“你不记得奥利弗了吗……你们学校的？”

菲利普抬起头，我看见他眼里满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