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太武帝十分后悔。

二月初二（丙戌日），太武帝抵达长安；二月十二日（丙申日），前往雍城（今陕西凤翔），经过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后返回，仍驻留雍城。所到之处，诛杀与盖吴串通谋反的百姓和夷人。乙拔等各路军队在杏城大败盖吴，盖吴再次派使者向刘宋上奏表求援。文帝下诏任命盖吴为都督关、陇诸军事、雍州刺史、北地公；命雍州、梁州出兵驻守边境，为盖吴声援；还派使者赐给盖吴一百二十一枚官印，让他根据情况授予下属官职。

起初，林邑王范阳迈虽然派使者向刘宋进贡，却仍不断侵扰劫掠，进贡的物品也简陋微薄；文帝派交州刺史檀和之讨伐他。南阳人宗悫，家世世代代都是儒生，唯独宗悫喜好军事，常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檀和之讨伐林邑时，宗悫主动请求从军。文帝下诏任命宗悫为振武将军，檀和之派他担任前锋。范阳迈听说刘宋军队出征，派使者上奏表，请求归还劫掠的日南郡百姓，缴纳黄金一万斤、白银十万斤。文帝下诏对檀和之说：“如果范阳迈确实有诚意，也允许他归顺。”檀和之抵达朱梧戍（今越南广平北），派府户曹参军姜仲基等人前往拜见范阳迈，范阳迈却将他们扣押；檀和之于是进军，在区粟城（今越南广治西北）包围林邑将领范扶龙。范阳迈派将领范毗沙达救援，宗悫暗中派兵迎击，大败范毗沙达。

北魏太武帝与崔浩都信任器重寇谦之，尊奉他的道教。崔浩一向不喜欢佛教，常对太武帝说，佛教虚妄荒诞，耗费民力财力，有害于世，应全部废除。等到太武帝讨伐盖吴抵达长安，进入佛寺时，发现僧人给随从官员喝酒；随从官员进入僧人的房间，还看到大量兵器，出来后报告给太武帝。太武帝大怒，说：“这些不是僧人该用的东西，他们一定与盖吴串通谋反，想作乱！”下令有关部门将全寺僧人处死，查抄寺院财产，发现大量酿酒器具，以及州郡长官、富人寄藏的财物，数以万计；还发现寺院挖有地窖，用来藏匿妇女和儿童。崔浩趁机劝说太武帝诛杀全国的僧人，销毁所有佛经、佛像，太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寇谦之与崔浩激烈争辩，崔浩不听。北魏先诛杀了长安的全部僧人，焚毁佛经、佛像，还下令留守平城的官员向全国传达命令，一律按照长安的做法执行。太武帝下诏说：“从前东汉的昏庸君主，信奉迷惑人的邪说，扰乱天道纲常，自古以来，九州之内从未有过这种事。佛教夸大其词，不符合人情，末世之时，人们无不被迷惑。由此导致政令教化无法推行，礼义严重败坏，天下九州，沦为废墟。朕继承天命，想消除虚假、确立真实，恢复伏羲、神农时代的治世。现将佛教全部铲除，消灭其踪迹。从今以后，胆敢侍奉胡人神灵、塑造泥像、铜像的人，一律处死。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非凡的事，除了朕，谁能铲除这些历代流传的虚假之物？有关部门要向各镇将领、刺史宣告，所有佛像和佛经，都要打碎焚烧，僧人无论老少，全部活埋！”太子拓跋晃一向喜好佛教，多次劝谏，太武帝不听，拓跋晃于是故意拖延宣布诏书，让远近的人提前得知消息，得以各自设法应对。很多僧人逃亡藏匿，得以幸免，有的还收藏了佛经、佛像，只有北魏境内的佛塔寺庙，没有一处留存。

北魏太武帝将长安的两千户工匠迁徙到平城。返回途中，抵达洛水时，分兵诛杀李闰（今陕西大荔北）反叛的羌人。

太原人颜白鹿私自进入北魏境内，被魏人抓获，即将被杀时，他谎称是青州刺史杜骥派他来归降的。魏人将颜白鹿送到平城，太武帝高兴地说：“杜骥是我外家（太武帝母亲是杜骥的堂姐）的人啊。”让崔浩写信给杜骥，同时命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领兵迎接杜骥，进军到历城（今山东济南）攻打冀州刺史申恬；杜骥派府司马夏侯祖欢等人领兵救援历城。北魏军队于是侵扰兖、青、冀三州，抵达清水以东后返回；杀人劫掠无数，北方边境陷入骚动。

宋文帝因为北魏入侵而担忧，向大臣们征求应对办法。御史中丞何承天上书，认为：“凡是防备匈奴（这里指北魏）的策略，不过两类：武将主张全力征讨，儒生提议和亲讲和。现在如果想效仿卫青、霍去病（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那样北伐，除非先在淮河、泗水流域大力垦田，充实青州、徐州的物资储备，让百姓有多余的存粮、田野里堆满谷物，然后派十万精锐士兵，一举扫平敌人，否则根本做不到。如果只是想派兵追击讨伐，报复他们的侵扰，那北魏肯定会率领轻骑兵逃走，不肯正面交战。这样只会耗费巨额军费，却不能损伤敌人，报复的战事也会没完没了。这是最下等的策略。安定边境、坚守防御，才是长远之计。

我私下认为，当年曹操、孙权势均力敌，他们在长江、淮河之间，各自都有几百里的空地没人居住。为什么呢？因为边境的侦察区域，不是适合耕种放牧的地方，所以要加固壁垒、清空田野来等待敌人，整顿军备、修缮武器来趁敌人疲惫时反击；保护百姓、保全领土，离不开这种方法。总结下来，具体策略有四条：

第一条是‘迁移远地百姓到近处’。现在青州、兖州的老住户，以及冀州新归附的百姓，住在边境一带的有三万多家，可把他们全部迁到大岘山（今山东临朐东南）以南，来充实内地。

第二条是‘多建城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