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者，其无后乎。眼见姜氏血脉凋谢，姜传德的妹夫杨会学陡然起了异心，杨会学先以毛思蕸旧例推举妻子继任魏藩公爵，而后再命令妻子把公爵尊位让贤给自己。

1728年，姜氏魏藩变成了杨氏魏藩。

杨会学篡位之初，赵藩、燕藩等藩国正忙着支援北蓬莱共和国削弱鲁藩，无暇理会他。而今六月革命大混乱，各藩惊恐共和思潮同时也想趁机扩大地盘，于是赵藩、唐藩、燕藩等三藩默契以“尊王讨逆”为名进军魏藩，就地瓜分杨氏魏藩。

唐藩拿走了毛九忠吞并卫拉特汗国而设置的北疆和魏藩固有领土阿拉善盟；燕藩拿走了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和外蒙古；赵藩以把朵颜府割让给燕藩为筹码获得魏藩精华，拿走了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同市、朔州市等地。

1742年，唐、燕、赵三家分魏，魏藩从此成为历史名词。

回到尊王讨逆大同盟主线。

尽管尊王讨逆大同盟声势浩大，他们一时半会儿却奈何不得诸夏共和国。很难总结出具体原因，或许是因为诸夏共和国粉碎封建秩序瓶瓶罐罐，无数平民俊才成为共和新军的骨干；或许因为共和理念深入人心，人民都觉得这是为自己而战，士气特别高昂；或许因为魏氏藩国各有各的小心思，很难齐心合力联合起来。

当然，诸夏共和国也有共和国的难处。赶走皇帝魏钦喜之后，这派系那派系旋即围绕国家权力倾轧起来，一会儿你掌权我反对，一会儿我掌权你反对，很难高效利用人民的热情。

总体而言，诸夏共和国稍具优势。

1743年，待诸夏共和国权力结构稍稍稳定，共和新军长驱直入吴藩，皇帝魏钦喜和吴藩王室狼狈逃亡蓬莱殖民地。不过，诸夏共和国没有正式兼并吴藩，仅仅约束吴藩调整成共和体制，捆绑到诸夏共和国战车。

1744年，诸夏共和国又向南击败越藩。越藩地理地形不利于控制，且漫长海岸线极容易引来尊王讨逆大同盟的优势海军骚扰，诸夏共和国得到越藩反而需要浪费更多兵力守卫海岸线。于是，诸夏共和国没有颠覆越藩藩王体制，仅仅要求越藩与诸夏共和国签署和平条约，准时提供足量战略物资。

当然，尊王讨逆大同盟才不会允许越藩成为诸夏共和国沟通海外的后勤基地。短短数月时间，越藩被迫加入诸夏共和国，惨遭尊王讨逆大同盟封锁。越属蓬莱蓬莱殖民地为了保证自家利益，相继宣布不再听命越藩王室约束，且以独立身份加入尊王讨逆大同盟。

1745年，诸夏击败楚藩，楚藩转型共和体制，继夏、吴、越之后成为共和国联盟第四家成员。

面对越来越强大的诸夏共和国联盟，尊王讨逆大同盟不得不寻找更多盟友。燕藩、唐藩、明藩、遥远的毛氏罗藩、毛氏胜蒙藩、刚刚取代毛氏的沙氏安息藩等势力，相继加入尊王讨逆大同盟。尽管如此，尊王讨逆大同盟也很难在陆地上击败诸夏共和国联盟。

所幸，诸夏共和国也遇到了千古难题。因为保卫共和国的战争需求，军人势力越来越重要，他们对诸夏共和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原复道生于湖北行省县吏家庭，从军时恰逢诸夏共和国大变局，旋即因为卓越的战争天赋迅速爬到高位。1746年，原复道因为军事战略与内阁发生冲突，内阁想把原复道流放到海外殖民地，原复道却毫无“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念头，当晚集结青壮军事骨干推翻旧内阁。

如果说六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原复道就是诸夏共和国的拿破仑·波拿巴。

当然，原复道像拿破仑却不是拿破仑，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原复道并不忠诚共和制度，他执政诸夏共和国内阁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共和思潮冲击，尝试与尊王讨逆大同盟谈判协商。原复道的外交手段远胜拿破仑，他甚至表示愿意废弃诸夏共和国，恭迎魏钦喜回到京都恢复内阁秉政式君主制度。只要魏钦喜愿意归政内阁，共和与否根本不是问题。原复道战场上能打，外交场合又谦逊，尊王讨逆大同盟越来越倾向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诸夏共和国问题。

1751年，原复道先废弃诸夏共和国荣誉，而后婉拒登基称帝诱惑，遣使迎接魏钦喜归位。

于是出乎魏东生意料，1740年到1751年仅仅十一年时间，魏夏王朝又在一片废墟中重建。

如果一切顺利，六月革命掀起的十一年混乱或许能够就此了结。

可惜，各藩都有各藩的利益。

十一年来，夏国皇室附庸了吴藩、楚藩，向南控制了越藩，向北夺走了河南行省的南阳府和汝南府。原复道固然不忠诚共和制度，却是无可置疑的国家主义者，他可以不篡位登基，却不肯为了和平而出卖国家利益。而各藩国组建尊王讨逆大同盟，除了畏惧共和思潮冲击，更是害怕诸夏共和国席卷九州吞并他们的基业。如果允许原复道执政的皇室内阁继续控制吴藩、楚藩、越藩和南阳府、汝南府，尊王讨逆大同盟早晚还得打一次削藩战争。

当共和不再是问题，藩国利益又成了新矛盾。

鲁藩阻拦魏钦喜回国，要求原复道吐出诸夏共和国侵占的地盘，回到六月革命之前的势力范围。

原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