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射之后便开始了轰炸，有一颗炸弹落到弹药箱上，弹药又向四面八方爆炸……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可死人总得埋啊！但我们在那种处境里怎样埋葬死者?只好在附近，在我们所待的掩体跟前，挖个坑，把他埋掉就得。只留下一个土堆。不用说，只要是德国人紧跟过来，或者开来汽车，坟头会立刻被压平，成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们经常在树林里掩埋战友……就在那些橡树底下，在那些白桦树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没勇气到树林里去，特别是到老橡树和白桦树的树林里去……我不能在那儿坐着……”

　　这严酷的回忆就象尖声惨叫一般留在她们心中。她们的叙述开始总是平心静气，而到结束时几乎是声嘶力竭了。说完，就抑郁不乐、惘然若失地坐着。每逢这时，我就感到十分内疚，我知道只要我一走，她们就得吞服安眠药片，喝镇静剂。而且她们的儿女们早就用祈求的目光盯着你，意思是说：‘她讲够了吧?别让她伤心过度了……’只有一个理由能安慰我，这就是：我将把她们那生动的声音用录音磁带以及尽管单薄但却比最博闻强记的头脑更加可靠的纸张保存下来。然而，坐着听这些故事，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而她们讲述就更费劲了。

　　亚·杰林吉耶夫娜·德蕾秋克(上士，海军陆战队某营卫生指导员)说：

　　“我第一次看到死人时，直到低下头来，才弄清那是个死人，我哇地哭了起来。我站在那儿哭啊哭，哭声引来了好多小伙子。战斗十分激烈，伤员多得很，而连队已经冲过去了，迅速推进到很远的地方，把我留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弹坑里，里面躺着重伤员，大都腹部受伤，一个接—个地死去了。每死一个人我就大哭一场。

　　“有个伤员的断腿卡在裤管里，他大喊着；‘快给我包扎腿呀！’我给他剪开裤管，他请求说：‘小护土，救救我的腿吧!……’”

　　下面是明斯克市国立口腔门诊所医生玛丽亚·赛丽维尔斯托夫娜·巴若科(战地护士)的回忆：

　　“我最受不了的是给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条腿都锯下来，当我把断腿搬出去，放到盆子里时，抱都抱不动。我记得，那些断腿都很沉。我抱着，就象抱个孩子……特别是几乎从大腿根上截下来的腿，我最受不了。我常常梦见我抱着这样的腿……

　　“可是给妈妈写信从来不写这些事。我只写到：这里一切都好，我吃得饱穿得暖。妈妈已经把三个孩子送上前 线；她心里够难过的啦……”

　　卫生指导员、国际红十字会一级证章一一“弗罗仑斯·南丁格尔”金质奖章获得者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斯米尔诺娃(当时姓古哈尔斯卡娅)从列宁格勒地区的一个住宅新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

　　“我头一次看到伤员，吓得昏了过去。过后就挺过来了。我第一次爬到弹雨中去救伤员时，拼命大叫着，好象要压倒炮火的轰鸣。后来就完全习惯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五十六集团军三四三师坚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德国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它夺过去。战斗打响了，德军坦克向我们进攻，但我军的炮火打得它们寸步难行。德国人退了下去。在开阔地带，我们一个炮兵中尉受伤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几名卫生员冲上去想把他救回来，结果都牺牲了。两条救生犬爬过去(我在那儿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狗)，也给打死了。这时，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来，先是小声，然后就高声唱起一支我们在战前最喜爱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勋》。双方的人员——我们这边和德国人那边——全都安静下来。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弯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阵地。我一边走一边暗自想：‘只要不打后背就行，宁可让他们打我的脑袋。’可是直到我把伤员拉回我们阵地，敌人连一枪也没开……

　　“那时发给我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用：因为衣服总是沾满血迹。我救的头一个伤员，是上尉贝洛夫，最后一个伤员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特罗菲莫夫，迫击炮排的中士。一九七O年，他来我家作客，我把他头部受伤的地方指给女儿们看，那儿落下一块很大的伤疤。我从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伤员。有个新闻记者算了算：整整一个步兵营……”

　　杀人的技术在不断改进，可救人的办法却一成不变——依然要把伤员背在背上运回来。我没有看到过她们在激烈的炮火下怎样背伤员，可是有一次我亲眼见过一群强健有力的男子汉从火车车厢往下卸粮食：扛起六十到八十公斤重的麻袋包(等于人的平均体重)，他们的衬衫湿得都能拧出水来。这是个愚蠢的比较，可是我却好象亲眼看到了我所陌生的战场救护工作。我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秘密：受伤的人通常要此本身的体重重得多，何况是在枪林弹雨之中。

　　“我们来到前沿阵地，仿佛比那些年纪丈一些的人还能吃苦。我不知道这现象该如何解释。我们把男人背在身上，而他们体重要此我们重两、三倍，除了他本人的体重，还要背他的武器、他身上的军大衣、大皮靴。八十公斤的重量压在身上，一点点往回爬。放下这一个，马上去背下一个，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冲锋都得这样背五、六次。而我自己却只有四十八公斤一—一芭蕾舞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