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体重。真不能相信，我们那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斯特列尔柯娃，助理军医）。

　　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达维多娃在战争开始时刚好从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毕业，确切地说——她们是四一年七月六日被授予毕业证书的。她当即申请上了前线。她奉命跟着特工分队秘密前往敌后，走遍了整个白俄罗斯的游击队通道。战后她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所工作。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长期从事战争的研究。”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讲述说：“我在自己制订的诸多研究选题中，自然选定这样一个题目；是什么原因促使女人参加战争的?我认为，这涉及到我们民族的特点。当我们的妇女看到她们的国土要沦丧、民族要灭亡时，她们是不能心安理得地给孩子洗澡，心安理得地烧饭做菜的。另外，妇女解放， 男女平权，在战争初期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比如，我们在战争第二天就从学校跑到了兵役委员会：‘让我们上前线吧!’其实，我们对前线是怎么回事和为什么上前线还很糊涂。不用说，我们被拒绝了：‘去吧，先去通过国家考试。’“我们通过了考试，又来申请上前线。姑娘们都提出了申请……当然，战争，这绝对不是女人的事情。男人才把战争变成自己的职业。女人不可能适应这种职业，尽管她们天生具有适应才能，在吃苦耐劳方面此男人强好几倍，尽管她们是母亲，她们必须保卫、守护自己的孩子，她们比男人更富于韧性——这是她们的天性。然而，她们终究不能习惯战争。

　　“我们在四二年越过前线，驻扎在一片坟场附近。我们知道，德国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公里远。这天夜里，他们一个劲地发射伞式照明弹。照明弹一发接一发，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长把我带到坟场边，指给我看照明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那儿是一片灌木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虽说我不害怕死人，从小就不怕坟地，可我那时才二十二岁啊，又是第一回站岗，所以两个钟头里吓得够呛。结果，早晨我发现了一绺初生的白发。我站岗时，眼睛紧盯着那片灌木丛，它簌簌作响，摇摇晃晃，我总觉得好象有德国鬼子从那里走出来……

　　“深夜里在坟场站岗，这难道是女人干的事吗?我们现在完全是用另一种感情来看待这一切了。男人们对待一切都比较简单，他们往往就是这样想的：该站岗了，该射击了……而对于我们，这毕竟太难以接受了，因为我们有女人的天性。当然，我们全都迫使自己适应战争，迫使自己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可是却要付出十倍的艰辛。

　　“男人们出于自己的天性，是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事物。我的一位女友的女儿不久前埋怨她的丈夫：‘唉，他居然不记得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了。他不再爱我了……’是的，男人在这方面是无所用心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对于他们是自然而然的。男人对待感情有另一种标准。所以，谈到战争中的女人，必须考虑和顾及到我们女人的心理……

　　“不过，在危急的情况下，女人，这类柔弱而冲动的造物，却显出比男人更有力更善于忍耐。我们常常一口气急行军三、四十公里……马匹累倒了，男人们支持不住了，而女人却一边走，一边唱。姑娘们能从战场上把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汉背回来，而且四肢不会动弹的男人显得更加沉重，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

　　好多年过去了。当薇拉·萨弗隆诺夫娜用见证人和史学工作者的目光来回首往事时，仍然感到惊讶：她当年怎 么会做到这一点的?她们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但她们的路确实走下来了，困难克服了，仗也打下来了。这种女性的自我牺牲行为，从道德上看真是无法估价。

　　尼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克维连诺娃(上士，步兵连卫生指导员)回忆说：

　　“有关部门不批准我上前线，嫌我年龄小，我当时刚过了十六周岁，离十七岁还差得远呢。我们家有个邻居被征召了，她是个医助。拿到通知书，她就哭个不停，因为她家里还有个很小的男孩。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对他们说；‘让我代替她去吧……’“战士们有的送我面包干，有的送我方块糖。他们总觉得我可怜。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有‘喀秋莎’炮，它就伪装着隐蔽在我们后面。它开始射击时，真是天摇地动，火光四起。刹那间，我都惊呆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喧嚣和闪电般的火光把我吓坏了，我一头栽进水洼中，军帽也丢了。士兵们看了捧腹大笑：‘你怎么了，小尼娜?你怎么了，亲爱的?’“常常进行肉搏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记得最清楚的是敌我双方肉搏时的骨头折裂声……肉搏开始了：立刻出现了这种骨头折裂声，软骨咯咯响，坚骨咔咔响。每次冲锋我总和士兵们一块儿上去，当然是跟在后面，稍稍靠后。所以我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

　　“战后我回到土拉老家，那时已经多年不打仗了，可我还是经常大喊大叫。妈妈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头哭泣……”

　　在当时的环境中，人们同情她们，照顾她们，尽可能地体贴和爱护她们。可是环境往往不可思议地迅速改变人的感情，使怜悯转化为残酷。譬如，叶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叶娃(列兵，卫生指导员)回忆了这么一件事：

　　“我背着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