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床上，她也要醒着好一会儿睡不着。一辆汽车的车灯纷乱地映到天花板上，她想，真是好笑，灯光竟然一路朝上到了这里—因为在她脑海里，她又回到了原来的住处，她自己的家，对面那幢房子的顶楼，在那里，从窗户看出去尽是天空。

“不，我肯定是在这儿，不是在那儿。”她嘟哝着，渐渐坠入漆黑的梦乡。

在我看来，安妮的下坡路走得很快，用老年医学专家的话来说，叫“衰退”。外在的证据是：护士们每天过来叫她吃药，这可是新情况，大约从上个月开始的。不过她身上表现出焦躁和怒气，整个人非常苦恼。她的幻想都是绝望之人所特有的。她有个妹妹，和她一样年老体衰，因为得了关节炎一瘸一拐，离不开椅子，害得她的三个孩子要轮流上门去照顾她。几年前这个妹妹收留了安妮，那时候七十岁的安妮刚被迫从牛津大街那个女招待岗位上退休，心不甘情不愿，几乎整个人都崩溃了。她丈夫过世得早，她的生活重心和兴趣都在工作上了。没有了工作，就什么都没了。安妮开始酗酒，变成名声狼藉、招人讨厌的老太婆，成天在街上四处嗅着等酒吧开门。她妹妹叫她别再来了。再过千儿八百年她妹妹也不会同意让安妮和她住到一块儿；外甥和外甥女们就算做梦也不想挑起两副重担，现在已经有一副重担在肩头压着了。安妮必然了解这一切，她心里有数的，或者说以前是了解的。现在她已经故作不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谈起养老院，甚至连简娜都不例外。“他们”说她要是在那儿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做伴，而不会成天一个人孤零零的。“他们”说会把她送到一家养老院住一个星期看她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她可以再回到自己的公寓。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似的，嗡嗡地飞进飞出，带来的全都是坏消息，而她躲不开他们。但在七姐妹路[40]上，有她妹妹在，她会去和她住一起，然后……地址是什么来着？我会叫简娜写信。

我已经给这个妹妹写了差不多有二十封信了，各种类型都有。如，很有礼貌地谈到近况：“你姐姐安妮现在很好，向你全家人问好。”安妮口述记下的信，求她伸出援手的：“你好吗，丽儿？我坐在这里，想着我们一起度过的所有美好时光。我好像还没有收到你的信。你收到我的圣诞卡了吗？”我寄了圣诞卡、复活节卡、我出公差在国外买的明信片，有阿姆斯特丹运河风光、蓝色多瑙河、巴黎咖啡馆等等，这些可怜巴巴的请求都没有得到回应。

“有啊，”我说，“我两周前写了信的，你不记得了吗？”

“两周，不，不是两周，”她愠怒地说，“怎么可能是两周呢？”

我不吭声，因为她实际上是在抗议时间本身，时间这个骗子，已经从她脚下飞快地带走了她的生命。

“那好吧，你只要找出我的信纸，我来告诉你怎么写。”

亲爱的丽儿，你好吗？我已经不比从前了……

她费力地签了名，她写的“安妮”看起来像是出自刚尝试书写的小孩子之手。

我坐在那里，正如我过去陪伴莫迪、陪伴伊莉莎时那样，看着这个我熟识的老妇人，如果她能在家庭环境当中生活，或者哪怕只要是有另一个人做伴，就可以再活个十年或者二十年。而眼前的实际情况是，她无处宣泄的精力随着她孤独的怨念在体内翻腾，整个人日渐销铄萎缩：“高血压，他们说我得的是，”安妮喃喃自语，她的脸烧得通红，能感觉到血液怦怦的猛烈冲击，“高血压，对吧？”

我知道，安妮将死于怒火，和莫迪一样，和伊莉莎一样。怒火每天都由我们助长，由“他们”助长，这些人进进出出，面带虚伪的微笑；他们表面看来是好朋友，会留下两饭盒的菜肴，给她洗澡，打扫房间地板，为她煮一杯茶，但是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那副笑脸就收了起来，开始说起养老院。“养老院！我自己有家呀。”安妮咕哝着，唉声叹气起来。她指的是那两个漂亮的房间，结果在一堆亲切友好的笑脸簇拥下，房间被夺走了，她给搬到这里来了，虽然她早就说了上千遍她不想搬走，不需要浴室，不需要热水。

“骗子。”提议她去午餐中心试试以后，我听见安妮在喃喃自语。

“可你都还没试过呢，安妮。”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

“你去了以后就会认识他们的。”

安妮稳稳地坐着，这个胖乎乎的小老太太，站起身来也不及我肩高，身子周围铺开花卉图案的裙子。她垂下那张红通通的大脸，生气地瞪着肮脏的地毯，上面积着厚厚的烟灰、食物残渣和灰尘。家务帮手今天早上说她昨天已经打扫过了，不打算再打扫一遍！

她抬起蓝色的小眼睛看我的时候，眼里充满了怨恨，而我看她的眼神，我自己也有数的，那纯粹是气恼。

我琢磨着安妮的思维、她的生活，都是封闭的圈子。她不愿从萎靡不振中走出来，不愿打破这个圈子。我们这些折磨她的人喜欢幻想着，她要是那么做的话，她就会在午餐中心，或者旅行途中，或者教会主持的义卖会上，找到某个人，或许还不止一个，会喜欢她，会上门来看她。毕竟老安妮兴致勃勃的时候，还是很讨人喜欢的，而从一个朋友就会发展出其他朋友。安妮会成为这片区域老太太群体当中的一员，她们精神饱满，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来有往，聊东家长西家短，出去短途旅行，时不时相互串门。

想到伊丽莎·贝茨，我们都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