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规律啊！

这是怎么回事？事情不是过了很久了么？这样逐渐地变化难道还不够？我是说，皱纹越来越多，白发赶走黑发，皮肤逐渐松弛，肌肉日益萎缩。她是否对失去的别墅、丈夫或情夫、儿女、地毯、钢琴、仆人和钱财，依然记忆犹新？她仿佛仍然陷于她刚刚一落千丈时的悲痛之中，这是怎么回事？

我又给了她一百里拉。

“给我五百里拉，我就带你看大教堂，再带你去看新圣马利亚教堂[7]，它离这儿不远，要是没人给你讲解，你是什么也看不懂的。”

“不瞒你说，我马上得去见一个人谈生意。不过还是多谢你了。”

我走开了，我早该离开了，因为吉贝尔蒂当时对我还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这位老太太也对，碰上这种事的往往是我。死亡才能消除我们之间的界限，我们就不再是什么个人了。这就是死亡的作用。而当生存也想起这种作用时，除了反抗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是的，我在大战期间出航三次后，便和斯泰拉到了欧洲。

我撰写我的这些回忆录，是因为我是一个常年旅行的人，总是孑身一人外出，所以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去年我去罗马待了两个来月。当时正是夏季，到处鲜花怒放，天气炎热，令人昏昏欲睡。所有的南方城市，一到夏天都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大白天里，昏昏欲睡地弄得我脑袋沉重，索然无味。下午一觉醒来，去喝上一杯咖啡，抽上几支雪茄，待到午睡完全清醒时，天已将近黄昏。吃罢晚饭，温柔安谧的夜降临了，街上静静的煤气灯亮起了白光，在深沉的夜色中洒下了长长的跳动的光芒。又到了睡觉的时候，于是你又懒洋洋地倒在床上。

因此我渐渐养成了习惯，每天下午到平西奥山顶博盖塞花园[8]里的瓦拉第尔咖啡馆去喝咖啡。整个罗马城尽收眼底。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叙说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以及其他的种种事情和看法。说这些倒不是因为有什么深远意义，大概是由于人有说话的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加以利用。当你最后把话都说尽了，那以后你便永远成了一个哑巴了。经过了动荡，你便趋向于静止。可是并没有理由拒绝讲话、活动，或者拒不做你现在这样的人。

我尽量使自己大部分时间待在巴黎，因为斯泰拉在那儿，她在一家专拍国际影片的电影公司里工作。我们在弗朗索瓦第一大街有一套房子，靠近乔治五世饭店的繁华地带。这是个豪华住宅区。可是我跟斯泰拉租住的房子却是糟糕透了。它属于一个英国老头和他的法国妻子。他们向我们收取高租，利用这笔租金去了美国，侨居在门通。这儿，整个冬天雨和雾从未停过。我花了很多天，想使自己习惯这套潮湿发霉但装潢花哨的房子，因为不管有多固执，这现在毕竟是我的房子了。可是我怎么也住不惯，不论是地毯、椅子、像生长在康尼岛上的植物似的电灯、妓院的画、有电光眼珠的雪花石膏猫头鹰，还有那皮面精装带着唾沫味的韦达[9]和玛丽·科里利[10]的作品。这个英国佬是个老骗子，其实他是个二房东，他说的有一间什么书房，实际上只是一个铺了块脏地毯的小间，里面有一套多年以前的拉鲁斯百科全书[11]，还有一张绿绒台面的桌子。这张绿绒台面桌子的抽屉里，塞满了写有各国货币兑换率的纸片，有英镑、法郎、美元、比塞塔[12]、奥地利先令、马克、埃斯库多[13]、皮阿斯特[14]，甚至还有卢布。这个赖赫斯特老头，人已经半死不活，穿一套像下葬穿的衣服，紫红色法兰绒上装既没有翻领，也没有纽扣和纽眼，坐在那儿在钱上精打细算。他还给报纸写函稿，讲法国的堕落、怎样把农民藏的金子弄出来，或者是汽车驾驶者去意大利的最佳路线等等。他年轻时曾打破过从都灵到伦敦汽车速度赛的记录。有一幅他坐在自己赛车上的照片，和他一起在驾驶座里的还有一只小小的爱尔兰犬。

客厅、起居室已经够糟的了，餐室则更让我受不了。斯泰拉每天一早就得赶往电影摄制场，虽然有个打杂的女佣为我准备早餐，可我还是没法老让自己在那铺有绣着红色图案的黄色土耳其台布的桌子旁喝咖啡。

因此我常常出去到一家小咖啡馆吃早点。没想到，有一天我竟在这儿遇见了我的老朋友胡克·弗雷泽。这家叫玫瑰园的咖啡馆，是个颇为轻松活泼的场所，有圆桌子，柳条椅，栽种在铜盆里的棕榈树，下有条纹图案的纤维地毯，上有红白两色的天篷，一台机构复杂的巨大咖啡机冒着蒸气，还有玻璃纸包着的饼干糕点等等，一应俱全。每天早上，我生好煤炉之后——我家这位女佣雅克琳，人倒挺不错，就是不会生炉子，而我，多年以前就是个行家了——便去吃早点。有一天早上，我正在玫瑰园里喝咖啡。上了年纪的人，就像在他们自己家的客厅里一样，脚上穿着拖鞋走在街上，他们手上提着马肉、草莓之类的东西，从爱尔玛广场的集市上来。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弗雷泽走了过来。打从我结婚那天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

“嗨，弗雷泽！”

“奥吉！”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巴黎来的，老兄？”

“你好吗？你的气色还是跟往常一样好，笑眯眯的！哦，我现在在世界教育基金会工作。我还以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凡是在这儿的我认识的人，我都见到了。可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人的天堂’里碰见你！”

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