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卫生。”她简单地回答。我想起来婴儿沾满污物的尿片，老天知道她用了多久。排泄物里的细菌侵入了膀胱和肾脏，导致了感染。

医生给婴儿开了抗生素，要求妈妈从前往后地给她擦屁股。这是佐伊戴尿片的时候海蒂对我反复强调的命令。我的脑子里出现杨柳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画面，她习惯对着电视发呆。她不到十八岁，我提醒自己，她是个需要提醒才记得洗手的小孩子。要提醒她吃蔬菜、叠床。提醒她从前往后地给她的孩子擦屁股。

我一直在等马丁·米勒，那个私人侦探的回信。虽然我在网上已经无计可施，但还是绞尽脑汁地想推进一下，希望能给他提供一些线索。我想要一张杨柳·格里尔的照片，但是我既不期望杨柳同意让我给她照相，也不期望海蒂说声“可以”。我在琢磨那只棕色的破皮箱，她离开房间的时候把它塞到沙发床下面，以为这样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了。我想打开它一探究竟，也许能发现点什么，随便什么信息，比如驾照、身份证，或者有通话记录的手机。

马丁建议我收集指纹，从玻璃杯、遥控器或者其他她动过的东西上提取，这样可以证明她真实的身份。他指导我如何保存杨柳·格里尔的指纹，然后寄到他的实验室。

但是这些都要等我出差回来才行。

我收到了W.格里尔的回复，确认她已经死了。是自杀，她说到做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过，也许她蛰伏在芝加哥的某个公寓里，希望全世界相信她死了。我怎么知道？只能是每天看一下，以防万一。

“她对她的胎记很感兴趣，”海蒂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

“谁？”

“医生。”

“婴儿的胎记？”我问。我想起海蒂给她垫着蓝浴巾擦身体的时候，我在她的腿后面看见过一块。

“是，”她说，“据说那个叫葡萄酒色痣。”我想象着一杯葡萄酒洒在她腿后的样子。她说起血管胎记和毛细血管扩张，还说婴儿皮下血管扩张。按照医生的建议，她对我说我们应该考虑激光切除。她这样说好像这是我们该考虑的事。我们，她和我，好像我们在谈论的是自己的孩子。

我仿佛看见我的妻子，散着意大利面似的头发，睁着疲惫的双眼，面无表情地对着电话说：“医生说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会为此而自卑。趁婴儿的血管还比较细小，治疗更容易些。”

我没说话。我无言以对。我张开嘴，又闭上。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我问：“佐伊怎么样？”海蒂回答：“挺好的。”

对于胎记，我只字未提。

我们的对话从胎记转到天气，海蒂的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已经到了极限，就像弹簧玩具一样，拉开太大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我差一点儿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