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二年秋（公元九五五），年五十八。《花间集序》作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可知《花间集》编成时，和凝尚生存，集中所收和凝词，皆四十三岁以前之作。凝生平多为艳曲，有“曲子相公” 之称，晚年亦必富有篇什，岂能不行于世耶？其集百卷，未必一时开版，《游艺集》或先刻，其序言之意，谓有《香奁》、《籯金》二集尚未刊行耳。韩偓《香奁集序》谓其诗皆作于“自庚辰辛巳之间，迄己亥庚子之间” ，此时和凝尚未诞生，若其晚年欲以此集假名于韩偓，而又于《游艺集》序文透露之，使人知为己作，然则又何以解此写作年代乎？至于韩偓此作序，亦为掩人耳目之计，自庚辰至庚子，凡二十年，乃韩偓十七岁至三十七岁时，其时尚未及第入仕。然集中有注明作诗甲子者，如《深院》注云：“辛未年在南安作。” 《闺情》注云：“癸酉年在南安作” 。《袅娜》注云：“丁卯年作。” 此皆晚年岁月，与序中所述不合，故震氏云：“序中所书甲子，大都迷谬其词，未可信也。” 夫艳情诗者，多数为文人意淫之作，何必深讳其写作年代。韩偓则始而说明其写作年代于序文，继又微示其实际写作年代于题下自注，即此一端，可知此一卷诗，非真为赋艳而作矣。

然从来读者，于《香奁集》诸诗，多以淫词目之。方虚谷谓“《香奁》之作，词工格卑，岂非世情已不可救，姑流连荒亡，以纾其忧乎？” 又云：“诲淫之言，不以为耻，非唐之衰而然乎？胡震亨谓其“冶游诸篇，艳夺温李、下自是少年时笔。” 沈德潜亦云：“偓少年喜为香奁诗，后一归节义，得风雅之正焉。” 此二人皆鄙薄《香奁集》，故诿之为少年时作品，于诗题下自注年代，熟视无睹也。吴汝纶评注韩集，于《香奁》诸作，皆无所点发。其子闿生撰跋，仍云：“夫志节皦皦如韩致尧，即《香奁》何足为累，此固不必为讳。” 凡此种种，皆于《香奁集》无好评，但作恕辞而已。夫温飞卿撰词以千君相，而有许之为温柔敦厚者；韩致光托忠愤于丽语，乃莫有知其比兴者，可知读古人诗词，亦不易也。震在廷作《发微》，实为冬郎后世知己[3]，余又从而补证之，以张其说，今后读者，当刮目视之。

一九六四年九月稿，一九七九年三月修改。

（五）读温飞卿词札记 一

唐词不始于温飞卿，然至飞卿而词始为文人之文学。飞卿以前，文人为乐曲撰歌辞，多是声诗，或曰歌诗，即有依声为长短句者，如李白之《清平乐》、杜牧之《八六子》、刘禹锡之《潇湘神》、白居易之《忆江南》之类，殆皆视为偶尔从俗，无关风雅，故不编入诗集。李白集中有《清平调》词三章，而无《清平乐》四章，其取舍可知矣。飞卿少时与公卿家无赖子弟游宴狎邪，“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 ，当时饮席所歌，多是其词。又值宣宗爱唱《菩萨蛮》词，飞卿为丞相令狐绹捉刀，撰歌词进呈。文人撰词，身价斯重。《金荃》一卷，实为有唐词集之始，亦词为士大夫文学形式之始。

苕溪渔隐谓“飞卿工于造语，极为绮靡” ，黄花庵亦云“飞卿词极流丽” 。然飞卿绮语实自李长吉得来。唐诗自陈子昂至韩愈已日趋平淡质直，长吉以幽峭昳丽振之，使天下耳目一新。李义山、温飞卿承流而起，遂下开“西昆” 一派。飞卿复以此道施于曲子词，风气所被，西蜀南唐并衍馀绪，遂开“花间” 、“阳春” 一派。

向使世无温飞卿，则唐词犹为民间俚曲，不入文人之手。世无李长吉，则李义山未必能为《无题》、《锦瑟》之篇，温飞卿亦未必能为《金荃》、《握兰》之句，唐词面目必不有《云谣》、《花间》之缛丽。试取《云谣集》以外之敦煌词观之，此中消息可以体会。故温飞卿于唐五代词实关系一代风会，而其运词琢句之风格，又李长吉有以启发之也。王国维云：“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 此言甚可寻味，盖唐词之兴起，其轨迹与梁、陈宫体诗固宛然一致也。

二

飞卿生平事迹，两《唐书》本传均甚简略，其仕履尤有牴牾。《花间集》称温助教，史传皆不言其尝为国子助教。近有夏臞禅先生撰 《温飞卿系年》，钩稽群书所载，排比推论，约略可见其踪迹。然于飞卿生卒年月，犹以史籍无证，未能确定。其以元和七年（812）为飞卿生年者，仅据开成五年《书怀百韵》及《感旧陈情献淮南李仆射》 二诗中语，推定其为飞卿年三十左右所作，因而上溯三十年，折中于元和七年。又系年止于咸通十一年（870），飞卿五十九岁，则因飞卿有《赠蜀将》诗，自注云：“蛮入成都，频著功劳。” 又据顾学颉君考云：“蛮人扰川，前此二三十年已然，而攻成都则在本年。此诗不必即作于本年，盖蜀将著功，未必即回长安而相晤也。” 夏君因云：“飞卿诗可考年代者，此为最后，足证其此年尚健在。” 按：南诏入寇西川，两《唐书》所载，仅大和三年（829）侵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引去。以后则咸通三年，南诏蛮陷巂州，去成都尚数百里。至咸通十一年，南诏坦绰酋龙督众五万，进攻成都，次于眉州。西川节度使颜庆复、大将宋威等破之，酋龙乃率师退归。此役也，南诏军亦未入成都。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