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克制态度实际上会增加战争或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必然会暴露自身的软弱，刺激中国根据权力政治原则更进一步。而中国的强硬或敌视态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证明，因为这说明中国已经发现自身的弱势，需要以此掩饰保守退缩的实际举措。这种外交合乎逻辑的典范只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金门危机的处置，1996年危机重演了这一范式。

表面上，中国有一种德国式的外交选择，似乎可以再度启动陆权对海权的挑战。然而，这种相似性仅仅存在于地缘形势方面。21世纪初的中国跟20世纪初的德国一样，较为孤立，易受包围，但德国的产业、技术和军事跟英国处在同一数量级，在某些当时的尖端科技上领先英国，这一点清楚地体现于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名单。事实上，中国外交之所以尚有可为，就是因为中国在数量级意义上不能构成美国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有德国的弱点，却没有德国的优点，就不能合理地指望在德国失败的地方获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德国的失败挑战、苏联的失败挑战、旧欧洲权力政治的末路、威尔逊世界的整合、美国的秩序输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罗马秩序不会重返雅典时代。迦太基曾经有胜利的机会，安条克曾经有挑战的机会，托勒密则两者都没有。吹笛手托勒密和克里奥佩特拉在罗马世界弘扬软实力的资源，只要十分之一就能挽救汉尼拔、重创弗拉米尼乌斯以及买通斯巴达和雅典的全体公民。然而一切为时太晚，他们的成就仅限于稍稍延缓罗马秩序展开的速度。人谋不如地缘，地缘不如天命，无论技术多么高明，春天收割、秋天播种都会事与愿违。

假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能够拥有更大数量级的硬实力，那么能否启用上述的德国式外交选择呢？《克劳备忘录》已经对此作出了答复。[7]

如果有必要规划和接受一种理论，能切合德国外交政策所有确定的事实，就只能在下面两种假设中选择其一：

要么德国明确以霸权和海上优势为目的，但会威胁邻邦的独立，最终威胁英格兰的存在。

要么德国没有这样清晰的野心，认为目前只是运用它身为国际议事会列强之一的正当地位和影响力，谋求提升海外贸易、传播德国文化、扩大国民活动范围、随时随地利用和平机会在全世界创造德国的新利益，留下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是否有朝一日发生剧变，使德国获得指导跨地区政治行动的更大份额，不像现在这样局限境内。在现存政治条件下，无须涉及任何侵犯其他国家既存权利的行动。

世界秩序的主人不需要掩饰自己的底线：世界足够广阔，完全容许英德共存共荣，但是任何跟英国平起平坐的海权都跟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英国只能以两倍的速度建造舰队，直到德国自愿放弃。如果德国不能自愿放弃，历史已经作出答复：英国将用它的海外资产为赌注，德国将以本国居民和现存宪制为赌注。英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它自身，而且在于它的宪制和世界体系同构。挑战者不能欺骗自己，以为他们只需要应付两国之间的对抗。而世界体系允许英国动员全世界的沉默资源，包括挑战者自身的沉默资源。七年战争后，挑战者的每一次尝试都以本国的宪法危机和认同分裂为结局。我们不能指望：在美国秩序整合的基本盘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和平”的情况下，残局挑战者的机会能超过开局挑战者。先发国家用它们的宪制塑造世界体系，后发国家只能依据世界体系塑造它们的宪制，这是它们存在的先在条件，超乎公正和不公正之外——时间与路径是世界历史的主人，智慧和能力只是主人的化妆师而已。

挑战者与援助者：局外人寻找角色

世界体系由多层次行为主体构成，但形成的网络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大于所有行为主体的总和。体系的扩展不断吸纳原有体系外的行为主体，在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中，局外人有机会选择和改变自己的角色——挑战者或援助者，无论它是否明确意识到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都将超过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而决定它的命运。体系的分量重于任何行为主体，行为主体扮演的角色重于它自身的素质。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外交史，其性质非常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以后欧洲各邦之间的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甚至不能仅仅用殖民—独立、依附—冲突这样的框架来概括，因为这种框架已经预先假设了国与国对等—双向交涉的前提。然而，在我们关注的这段历史时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含义模糊、不断变化的行为主体，而且交涉对象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欧洲游戏规则征服世界的长期运动。殖民和独立都是欧洲游戏规则的非欧洲世界的内化过程。如果说二者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独立意味着比殖民更彻底的内化。殖民暗示（至少部分的）非西方性质，正如英印帝国宪制所证明的那样；而独立必须是一场针对自我的宪法革命，发明某种欧洲式的想象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即使在欧洲也是新生事物。

外交首先创造了中国的概念，世界体系要求中国必须存在，且世界体系的剧变一再促成中国的宪制演变。

大清原先并不是中国。它没有一条明确的边界，只有从畿辅到荒服的统治能力的递减坡度。属地在何处结束，属国在何处开始，可能没有多少人清楚，也没有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