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宝贵“身先士卒，摧锋直前”，被授总兵衔，以副将尽先补用，“由是声誉日起”。

　　1875年，刑部尚书崇实赴盛京、吉林办理边务，因左宝贵击溃直隶马贼的名声，遂调其率古北口练军一部同行，将骚扰盛京、奉天一带的各支大股匪患一一平息，同时左宝贵又奉命帮助盛京省训练模仿淮军军制的勇营——奉军，因功获记名提督衔。1880年，古北口练军奉命调回直隶原驻地，经盛京将军奏请，左宝贵留用于东北，率领奉军，1885年获得广州高州镇总兵实缺，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兵大将。[2]

　　左宝贵所统率的奉军，属于地方自募的勇营。勇营军队不在国家编制内，一切供给需要依赖地方，士卒们也没有八旗、绿营军队那种终身职业的国家福利保障，处于朝不保夕的临时工地位。穷苦老百姓为了谋生，可以不在乎名份、工作的性质临时与否，而投身勇营当兵，但拥有一定资历、地位的将领无疑不能接受临时工地位。为了稳固将心，勇营军官的职务编制，几乎都借用、安插到绿营编制内，在没有空缺的情况下，甚至采用记名候补的方式，列入国家编制，以使之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军人，领取国家俸禄。身在东北统率奉军的左宝贵，职务编制借用自绿营广州高州镇。同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驻防直隶的淮军盛军统领卫汝贵，职务编制借自绿营甘肃宁夏镇。这种官衔和职守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可谓是晚清官场的奇景。

　　左宝贵收到李鸿章的书信10多天后，7月15日清政府鉴于局势严峻，严谕李鸿章向朝鲜增兵。除去沿海路出发的武毅军和直隶练军，以及海运至大东沟、营口等地上岸，再沿陆路开进朝鲜的盛军、毅军等直隶省的勇、练营军队外，盛京省也担负了选派部分军队前往朝鲜的任务，奉军虽然驻扎于盛京，但盛京省的边海防属于北洋防务的战略范畴内，扮演边防军角色的临时工军队——奉军，也在李鸿章的指挥调度下，左宝贵的这支编练多年、多次剿匪获胜的能战之师，旋即被选中。

　　开拔之前，奉军多年来主要驻防在盛京省的奉天府和通商口岸营口牛庄一带，其中驻扎奉天府的包括奉军亲军步队361人、后营步队451人、新右营步队451人、中营马队314人、右营马队314人、新练亲兵中营马队184人；驻扎营口牛庄一带的包括奉军左营、右营、中营、前营步队各451人、拨出防守营口水雷营的步队30人；另有驻扎昌图县附近左营马队314人，总计奉军全军兵力4223人。[3]

　　奉军出征（3）

　　在这之外，7月16日盛京将军裕禄因“奉军统领左宝贵，前于开辟东边即身亲其事，该处地势民情无不熟谙”，又将驻防在中朝边境的记名提督聂桂林部勇营军队——靖边军划归左宝贵督率。聂桂林部靖边军当时右营步队357人驻防通化一带，中营马队、前营步队、左营步队、后营步队各357人驻防凤凰城（今辽宁凤城）一带，兵力总计1785人。[4]

　　兼统靖边军不久，左宝贵便得到率军开赴朝鲜的命令，经过与分统聂桂林会商，从奉军和靖边军中各抽选马步4营，以及靖边军炮队，组成了一支8营3500人的队伍（炮队不满1营，中国档案中赴朝奉军均自称为8营），番号分别是奉军左营马队、左营步队、右营步队、后营步队；靖边军右营步队、左营步队、后营步队、中营马队、亲军炮队，[5]对外统称为奉军，左宝贵任总统，聂桂林任分统。

　　1894年7月21日起，营口、奉天、昌图、通化等地，一队队奉军、靖边军陆续拔营起程，根据总统左宝贵的命令，向边境城市九连城集结（由营口驻地出发的奉军乘坐民船走水路赴九连城），准备再由那里集中开进朝鲜。25日，左宝贵率剩余部队从奉天出发，踏上征程。

　　临走前，左宝贵拜访了一些城中的好友，依依话别。一位平日与左宝贵私交甚好的外国人觉察到，平日英勇善战的左将军，临行前却很有一番易水长歌的悲壮，左宝贵向友人们说道：“这次战争与剿胡匪不同，我怕是不会回来的了。”[6]

　　“在七月快完了的时候，那时我们的朋友左宝贵将军，接到一个由北京来的电报，命令他立刻统军由陆路到朝鲜去。左将军的军队是满洲唯一的真正军队，训练非常好，永远保持着紧张的精神，仿佛立刻就要有行动的样子，而且因为常征剿凶猛的胡匪，所以作战经验也多。一部分前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开拔了，将军自己和剩下的部属迟一天也出发了。他未走以前，首先来与我作别。他的心绪并不好。照常理说，他已尽心竭力去训练他的军队，尽他所能去充实军队里的设备，而且士卒也非常忠心，愿为他效死，应该没有什么忧虑了，但是左将军是非常明白的，他知道他最用心最费力所训练的军队，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日本新式组织的军队相比，而且对于中国方面军官和士兵之间团结力的缺乏（这一层战前我们是不知道的）他也深悉……”[7] 守御平壤（1）

　　根据清政府内的官方报告显示，奉军7月28日途经凤凰城，领取了清军最新下发的电报密码手册后，继续急行军。[8]29日全军到达九连城，奉军和靖边军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