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声音，“昔日汉高祖入关中，不过‘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法，便得民心。我等欲成大事，是否也应效法先贤，先予民休养生息？”

“汉高祖汉高祖！你他娘的就认得个汉高祖！”张献忠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酒意上涌，瞪着通红的眼睛指着汪兆龄。

“老子是张献忠！不是他刘邦！老子打天下，凭的是手中刀，胯下马，兄弟们的血汗！不是他娘的什么‘约法三章’！老百姓？老百姓算个屁！老子有刀，他们就得乖乖听话！再啰嗦，信不信老子砍了你，让你去跟汉高祖说？！”

汪兆龄脸色煞白，看着张献忠狰狞的面孔，看着徐以显幸灾乐祸的眼神，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他知道，再多说一个字，自己的脑袋真要搬家了。

他默默躬身，退了出去。走出丞相府时，脚步有些踉跄。

街上，一队税吏正押着几个绑着绳索的百姓走过，那些人衣衫褴褛，面有菜色，低着头，像待宰的羔羊。路边有百姓偷偷张望，眼神里是恐惧，是仇恨，是麻木。

汪兆龄忽然想起自己中举那年，骑马游街，百姓夹道观看，眼中是羡慕，是尊敬。那时的他，意气风发，想着将来要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

如今呢？他成了助纣为虐的“谋士”，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湘江边。江水浑浊，呜咽东流。对岸的岳麓山在暮色中沉默着，像一尊巨大的墓碑。

“汪先生？”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汪兆龄回头，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不远处，是张献忠的义子之一，张功成。他二十出头，身材魁梧，面容刚毅，此刻穿着一身普通的青布箭衣，没有披甲，像是私下出来的。

“张将军。”汪兆龄勉强拱手。

张功成走过来，和他并肩站在江边。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问：“汪先生，你说……咱们这样，能成事吗？”

汪兆龄心中一震，看向张功成。年轻的将领脸上没有平日的冷硬，反而有一丝迷茫。

“将军何出此言？”汪兆龄谨慎地问。

张功成望着江水，低声道：“我跟着义父，打过的仗，杀过的人，数不清了。以前觉得，只要手里有刀，就能杀出一片天。可现在……占了长沙，占了湖广不少地方，仗却越打越多，不是跟官军打，是跟老百姓打。”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前几天，我去宝庆镇压民变。那村子很穷，百姓饿得皮包骨头，拿着锄头木棍跟我们拼命。我杀了领头的，按照军令，要屠村。可看着那些老人孩子……我下不了手。最后只杀了十几个青壮，烧了房子。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们打仗，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为了抢钱抢粮抢女人？然后让更多的人恨我们，再杀更多的人？”

汪兆龄沉默。这些话，他不能接。

张功成也不需要他接，自顾自说下去：“我听说，陕西那个李健，不抢百姓，反而分田地，办学堂。他的兵，纪律严明，不扰民。百姓都拥护他……汪先生，你说，那样是不是……才是正道？”

汪兆龄心中波涛汹涌。他早就听过李健的传闻，但从未像此刻这样，被一个张献忠集团的内部人员，用如此迷茫、甚至隐含向往的语气提起。

他斟酌着词句，缓缓道：“《孟子》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民心向背，乃成败关键。李健所为，是否全然如传闻，不得而知。但其能得民心，必有其道理。而如今我等所为……”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张功成苦笑一声：“是啊，民心……这一路打来，百姓看我们的眼神，从害怕，到仇恨。现在，连仇恨都懒得恨了，只剩麻木。就像……就像看一群迟早要死的疯子。”

两人都沉默了。江风吹过，带着血腥味和焦糊味——那是城外乱葬岗飘来的，也是这座正在死去的城市呼出的最后一口气。

良久，张功成低声说：“汪先生，这些话，我只对你说。出了这个门，我什么也没说，你什么也没听。”

“自然。”汪兆龄点头。

张功成转身走了，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有些孤寂。

汪兆龄继续站在江边，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星子一颗颗亮起来，冷冷地俯视着这片苦难的大地。

他想起了很多。想起圣贤书里的道理，想起这一路看到的惨状，想起大殿里张献忠荒淫的嘴脸，想起工地上民夫麻木的眼神，想起王二家那样的悲剧正在千千万万家庭上演……

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不能改变张献忠，不能改变徐以显，不能改变这个大西政权正在滑向深渊的命运。

但他可以改变自己。

他不能助纣为虐了。哪怕死，也要死得像个读书人，像个……人。

汪兆龄整理了一下衣冠，朝着灯火通明的丞相府方向，深深一揖——不是对那里的人，而是对自己过去的妥协和软弱。

然后，他转身，走向黑暗中的小巷，身影很快消失不见。

那一夜，汪兆龄“病”了，闭门不出。之后数日，他都称病，不再参与任何事务。

张献忠本来就不怎么待见这个总说“汉高祖”的书生，乐得他不来烦自己，也没在意。

而就在汪兆龄做出决定的那个夜晚，王家村的王二，带领着三十多个乡亲，袭击了镇上关帝庙的税吏据点。

战斗短暂而血腥。税吏们根本没料到这些“泥腿子”敢反抗，还在喝酒赌钱，被突然冲进来的村民打了个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