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上去很美，他在水中穿行，几乎没有水花。他长长的粉色身躯，布满创伤、疤痕、瘀青和磨蚀，在蓝色辉映中若隐若现。他的胳膊在他身前划过，那么真诚，看上去就像他在拥抱池水而不是在借力移动。他的腿像青蛙一样精确地在身后摆动，他的头在水面出没如同亲吻，这样持续几个小时。浸泡那么长的时间，他的皮肤渗满了水，皱褶变成纯白色。有一次我看到他把粗厚的皮屑撕下来，缓慢而有条不紊地蜕着皮。其余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睡觉，而醒着的时候，有时我会看到他在发愣，就像在和一个秘密对话。我就这么看着他，他一天天地变得异样——不只是对我来说，而是对这个地方和这个时代来说，他成了异类。他的眼睛陷进眼眶里，失去了光芒和热情；他的身体萎缩凋零，仿佛在倾听什么只有他才能听见的声音。

我安慰自己这一切都是好现象，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可能就要发生，甚至这场疾病都是另一桩事情的隐喻——这意味着他对这个世界已经厌倦。一切变得那么直白：没有巨人，没有窥视一切的玻璃眼珠，河里没有等待被营救的女孩，她也不会再回来报答救命之恩。他变成了单纯的爱德华·布龙，一个人类。我遇上了他生命的低谷。

这不是他自己的错，只是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他赖以生存的魔法。他的疾病是他的通行证，带他去另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现在明白了。

但这最后的旅程仍然是我们最佳的境遇——也许不是最佳的，但至少是好的，总的来说。我每晚都能看见他——比他健康时要多得多。但他还是那个老样子，一如既往地幽默，哪怕是现在。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很重要，但就是这样。我想在某些情况下这代表了某种坚毅、强大的意志力，一种无法战胜的精神信念。

一个男人在和一只蚱蜢聊天。男人说：“你知道吗？有一种鸡尾酒是以你命名的。”然后蚱蜢说：“你是说，有种酒叫霍华德？”

还有这个。

有个男人走进一家餐馆点了一杯不加奶油的咖啡。几分钟后服务员过来对他道歉，说他们已经没有奶油了，问他能不能换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

但是这些笑话已经不那么有趣了。我们只是等待末日的到来，我们说着老掉牙的冷笑话，消磨时间直到最后一刻的来临。他日渐疲惫，笑话讲到一半他会忘词，或者抖出一个错误的包袱——包袱很棒，但属于另一个笑话。

游泳池的情况也在恶化，后来没有人再去管它。我们被锁在父亲临终的沉思中动弹不得。没有人清理它或者往里面加让水变蓝的特殊化学制剂，游泳池的墙壁上长出了水藻，水变成浓厚的绿色。但父亲仍在里面游泳，直到最后。哪怕最后它更像一个鱼塘而非泳池，他还在游泳。一天我出去探视他的时候，我发誓我看到了一条鱼——一条小嘴鲈鱼——跃出水面。我敢肯定。

“爸爸？”我说，“你看到了吗？”

他游到一半停了下来，浮出水面。

“你看到那条鱼了吗，爸爸？”

但是后来我笑了，因为我看到了我父亲，那个说笑话的人，终极喜剧演员，我看到他的样子很滑稽。我就是这样想的，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想，他看起来真滑稽。可以肯定的是，他根本不是游到一半停了下来的，他昏了过去，肺里灌满了水。我把他从泳池里拖了出来叫了救护车。我按他的胃部，水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就像水龙头一样。我等着他睁开一只眼睛冲我眨眼，冲我大笑，把这真实的生活变得虚幻，变成真正糟糕而滑稽的事情，变成回过头来还能笑翻的事情。我握着他的手等待着。

我等了很久。

父亲之死：镜次四

于是，终于就这样发生了。如果听说过就打断我。父亲快要死了。住进了杰弗森纪念医院的氧气帐，他弱小而憔悴的身躯看上去惨白而透明，已经有了那么点儿鬼魂的样子。母亲和我一起等待着，但她会时不时和医生说说话，或者散散步，因为她的背很痛。这样就留我单独和父亲待着，有时我会握起他的手，等待着。

医生们——好多医生——组成了一个“团队”，都非常悲伤，甚至绝望。有诺勒氏医生、米勒毫瑟医生和文赛蒂医生，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每个人都盯着父亲身上自己专业负责的那部分器官，并把发现报告给本奈特医生。我们老迈的家庭医生是团队的队长，他是全科大夫。他分析着他们不间断的报告中出现的各种细节，填补着他们可能留下来的空白，然后以此为我们提供一幅总览图。有时候他会用到学校里学来的术语，比如肾衰竭，还有慢性溶血性贫血。最后一条，这种贫血症被他形容为一种特殊的衰竭症：身体保存了过剩的铁元素，产生定期输血的需要，无法吸收红细胞的副产物，肌肤褪色，对光线极度敏感。出于这个原因，尽管他处于深度昏迷，父亲房间里的光线总是控制得很弱；我们害怕，即使他从昏迷中醒来，强烈的光线也会结束他的生命。

本奈特医生有一张苍老疲惫的脸。他眼睛下面的眼圈就像马路上的深褐色车辙。他长年做我们家的医生，我都不知他做了多久。但他是个好医生，我们信任他。

“我要告诉你们，”一天晚上他对我们说，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一同看着父亲每况愈下，彼此的友谊却与日俱增，“我现在要坦率地告诉你们。”

他看看我，然后看看妈妈，仿佛在开口之前还要深思熟虑一下。“这次布龙先生可能躲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