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

　　民族革命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

　　2月2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此案内容共有四条：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容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吾人须知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道德，树立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版图，承继我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以实现三民主义。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俱决心，而以事实表曝于全体国民之前者，均所容与；否则，仍当以国脉民命为重，决不能轻信诡言，贻国家民族以无穷之患；此乃本党责任所在，敢为全体同胞昭告者也。”

　　这个根绝案，实质上接受了红军改编问题。但对民主、释放政治犯，并无任何表示。并且绝对禁止赤化宣传和阶级斗争，而且咄咄逼人。但无论如何，他停止剿共，实行改编，总可以保存红军力量和共同抗日，使其以后进攻红军或搞磨擦，不再是合法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届三中全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他对共产党的根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只是暂停“剿共”而已。

　　国共谈判

　　蒋被释放后，于1937年1月，停止“剿共”。并开始商谈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事宜。（1月23日，日本广田内阁因追究军人干政问题，被迫辞职，由陆军元老宇垣一成组阁，但日本陆军对宇垣坚决反对，不参加组阁，宇垣组阁失改。由曾任朝鲜司令官之林铣十郎为首相。林内阁于2月2日成立。这是军人和财界相结合的内阁。其外长为佐滕尚武。中国政府外长改由王宠惠担任。）31日，蒋指示顾祝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对红军“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

　　2月8日，蒋指示顾祝同，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而要共同实行三民主义。并告顾以此与中共面谈。其中特别强调应以孙文越飞宣言为根据：“盖以总理与越飞之共同声明（1923年）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中共于2月10日即致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同意蒋的条件，并提出五顶前提条件，如果五项条件被承认，中共也承认蒋的条件和四项保证。五项条件是：“

　　（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中共四项保证如下：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对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领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这些态度，马上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纷纷发表声明予以赞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在南京召开，21日通过了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十三人提出的恢复三大政策案，后经扩大化，变成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兵、学、商”。予以通过。但这个提案通过后，却不许发表，由内部掌握，怕造成广泛影响。同时又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此案进一步防备中共影响和指责中共，把过去的国共分裂和蒋之反对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罪责，都加在中共的身上，不惟毫无反省之意向，而且咄咄逼人，态度强横。

　　此议案中，不承认红军接受统一改编是国共合作的产物，而认为是红军向蒋输诚。中共的主义之宣传和阶级斗争，也均不被允许，因此，宣传马列主义仍是不合法的。这个“根绝赤祸案”就是根据蒋介石的意图而通过的。

　　蒋在2月5日的日记中又曾表示：“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这表明，只要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