眈垂涎于我们，看了很多年了，很快地，我们将蜕去青涩，成为全球市场的一个标的，而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知识技能和劳动力︶也都即将成为市场中的一个「商品」。

大学时候，我来到台北，因为半工半读的缘故，很快地投入到杂志社的工作，厕身「文化圈」，成为其中边缘的一员。其实我真正的工作是担任杂志的美术设计，我的工作更像个工人，而不像文人。我要设计刊头，发排稿子，盯印刷厂，但并不决定内容，也不需要和任何作者接触。也许是看到我这种「封闭式」的工作型态的不忍，或者只是纯粹善意地要我多看看世界，办公室里一位资深编辑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同去采访一位归国学者，我也很高兴地答应了。

访问正是在一家咖啡店进行，访问的对象是当时还很年轻、尚未写文章轰动台湾的留美经济学者高希均教授。咖啡店是当时很常见的装潢式样，厚重的棕色沙发椅，巨大的吧台，低矮的桌子，昏暗的灯光，以及穿着及地长裙的女服务生。访问不是我的工作，我从头到尾正襟危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敢说。但我试着学其他人一样点了一杯咖啡，咖啡端上来时，黑色的液体冒着轻清烟，香气迷人，我又把一旁的奶精也倒进去，奶精在咖啡表面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有一种梦幻不现实的画面，我也加了两匙糖，但它的滋味甜中带苦，还是一种陌生的、可疑的、不可轻狎的味道，我有点着迷于咖啡与牛奶相混时发出的香气，并没有立刻觉得这是一种可以亲近的饮料。

但毕竟我是来到文艺界了，在文艺界里不是每个人都喝咖啡吗？我不但坐咖啡店的机会愈来愈多，而且也开到几个有名的咖啡店，像是在台湾文学史上可有一席之地的「明星咖啡店」。走了进去，我会看到第一张桌子坐着埋首疾书的小说家段彩华，里面另一张桌子坐着黄春明，我还会看见高谈阔论的张默、洛夫以及各方人马；从明星咖啡店走出来，路边就看见摆摊卖书的周梦蝶…。

坐咖啡店变成了交际场所或生活仪式，但我和咖啡的关系还是不确定的。在明星咖啡店里，我一定点一杯它装在浅杯子里、味道清雅带酸的咖啡；然而在别的咖啡店里，我有时点咖啡，有时也点其他饮料。咖啡于我，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到了美国，可能因为异乡寂寥，也可能因为天寒干燥，每当坐下来，一杯咖啡在手，就感到身心安顿，不知不觉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回到台湾，我还没完全意识到这个新习惯，有一天早上起来未喝咖啡，到了中午，右手不听使唤，激烈地颤抖不停，喝了咖啡才停止，这才知道已经咖啡因成瘾了。

我只是我已经陷进了咖啡世界，咖啡世界也侵入我的家乡。八十年代末期，中部地区掀起「庭园咖啡」风，在台中，一家比一家豪华宽敞的咖啡店在市郊冒出来。我在过年假期回到乡下，导演侯孝贤和几个朋友忽焉来访，我看到附近农田里有新的「庭园咖啡」营业，遂邀他们共同前往。只见农田之中，一座像「样品屋」似的建物立起，屋内有雕琢繁复的法式家俱，落地窗外不远还可以看见水牛耕稼，晒得黑里透红的农村女孩拿着厚重的菜单重重放在桌上，台湾国语说：「参考一下。」我看着这一切，突然有一点不知今夕何夕的超现实之感。

神户大地震之后，我心里惦记牵挂着，急着想再去看看那个美丽的港都城市是否无恙。等真正回到这个村上春树的故乡时，那已经是大震灾的第二年了。一开始我在市内闲逛时，大部分受损的建筑已经恢复旧观，人群熙来攘往，似乎也已恢复原有的生活，灾难好像是远离了。

但行到某些街角暗处，我仍然看见有部分建筑因故未修，激烈扭曲变形的水泥线条让人触目惊心，仍可想见地震当时的威力。建筑物撕裂的破口裸露出依旧混乱的室内陈设，当然已经人去楼空了，但闹市之中突然出现一块废墟，那就变成结痂的伤疤一样，总是提醒你余悸犹存的创伤。

走着走着，来到山手通的「西村珈琲店本店」，远远就扑鼻传来熟悉的咖啡香气，我对它的安然无恙感到高兴。但到了店门口，却发现它的结构和陈列与记忆不同，本来外卖咖啡豆的柜台设在咖啡店入口的左边，如今却移到了中央，入口的木制拉门位置也好像变了。走进去坐了下来，点了它芳香带苦的肯亚A级的吉力马札罗咖啡，我才有机会慢慢审视，看到店内的资料讲到地震受灾的情形，以及他们后来如何重建的努力。

后来几天，这像是固定仪式一样，在神户的很多家店里都有一些照片或描述，叙述它在地震时是怎么样的，后来又是经过那些努力才让它恢复旧观与生气。虽说是旧观，事实上许多目前我看到的商店和地震前都不太一样，神户六十年老店「西村珈琲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也是经过重建和改装，某种意义来说，它们都「恢复」了，但它们也都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原来的模样了。

一个人一旦开始爱喝咖啡，不只是他住家或公司旁的某家咖啡店对他有意义，好像全世界的咖啡店也都开始对他而言有一种意义，他会不自觉地关心起旅行过的各个城市所邂逅的咖啡店。或者更准确地说，咖啡店有点像是他记忆城市的一个「座标」。这也是为什么我归来劫后的神户，看到昔日咖啡店的无恙会感到内心高兴，但发现它曾经受难而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