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是军事冒险，而日本的野心则是对外军事扩张。

不知道想乘法国人“东风”的日本人，发现自己到头来还给法国人帮了忙，会如何想。

日本人止步了。

只所以退却，只是因为——实力。

还是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前边讲过日本军队改编的事，日本此时还未整编成师团，各个镇台还在国内“镇压人心”，抽不出足够的兵力镇压朝鲜方面。

谁让天皇一下子就把手里的牌出完了呢？

第二回合，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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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大清还有“后招”，日本人又软了。冷静下来，惦量惦量双方的实力，日本人明白：机会已经变没了，对阵没有什么胜算，还是不搞大动作的好。

但小动作还是要搞，否则白白浪费人力物力。

日本全权大臣、外务卿井上馨亲自出马，率日兵千余，进驻京畿道，直达汉城西门外。1885年1月，井上便另带卫队200人入宫，与朝鲜国王见面，先与朝鲜交涉，搞日韩洽商议和。

老路子，仍然是撇开大清，向朝鲜施压，榨油。

日方提出五条苛刻条件，包括赔偿使馆和日本伤亡人员，惩治冒犯日本的官吏，日本要派兵保护使馆，租借釜山用于日本驻军等。朝鲜表示——一条也答应不了。

但是，大清使臣适时出面了，宣示了大清皇帝的意思——还是隐忍。

大清不希望出事，不希望与日本翻脸，不希望真打起来。反过来，压着朝鲜国王，对日本让步。

日本与朝鲜又签订了一个《汉城条约》，顺便又捞了点钱。

第三回合——大清松动，又被日本占了个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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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之乱，带有一定的改革成分，也有脱离大清的意图和要求。因为“独立党”靠日本起事，日本人竟将其定义为“独立运动”。韩国也有人忘了被日本占领、曾经在上海组建“流亡政府”的事，一度将其标榜为“近代民族主义先驱者”的行动。

这么一说，人家都是高尚的了。

而我们一些学者，也附和日、韩的这些说法。

实际上，对这个事情，日、韩、朝之间也认识不一，即使一国之内，争议分歧也仍然很大。

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前门驱虎，后门迎狼”策略，会得到想要的结果吗？

以“独立”之名大加赞颂的日本，可能是——真的还以为别人都忘了这事是谁在后边拨弄的，或者听了日本人的话，就不会问他们是不是真心要给朝鲜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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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天津条约》——中日都忙着布局

接下来，该坐下来，谈谈朝鲜问题了。

连同该由大清说了算的，就让大清说话。

朝日的谈判转变成中日谈判，谈判地点也转至中国天津。

日本人还真应感谢朝鲜这档子事，又给了日本一个与大清接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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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距离上一轮交涉十年，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偕自己的副手吴大澂，与日使专就朝鲜问题的解决进行谈判。

话题基本还是那些老话题。他的对手换上了有名的伊藤博文。

这是日本史上有名的能人，也是一个十分难缠的对手。不过，他似乎十分关注“洋务运动”（肯定也研究过），甚至希望大清能通过改革自救自强，貌似还有点期望与大清“同心互助，共御外洋”的想法。我对他在深恨之余还有一点好感，也来自他的这一点好意。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往往是复杂的。我不敢绝对说伊藤是“联中”派，但他绝对是一个有远见、很务实，不缺乏冷静的政治家。

他在对付大清上毫不手软，与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死掐，私下里，却就时局与两国的国政，竟夕长谈，包括谈判结束之后，两人间的对话竟还有所深入，二人也颇有些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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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谈判，伊藤上来就代表日本，就大清驻朝鲜军队（袁世凯他们）（平乱中）伤及日本军队、人员，强烈要求惩办驻朝将领。

然后在朝鲜地位问题上，又激烈争吵，言辞攻伐。

最后，双方重点在朝鲜驻军的问题上，你来我往，争执交涉。

第一件，无非是“恶人先告状”加“倒打一耙”。李鸿章岂能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惩治自己的干部？就说驻朝清军代朝鲜平定判乱，不意伤及日本人，如果非要弄清原因，我们倒是乐意好好查一查。

当然，以伊藤这样的聪明人，怎会不知道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