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新捐，重开又能怎么的？这次真的是有钱也不让外购了。

北洋水师再次陷入无法外购的境地。据说，李鸿章当时正在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结果被日本买去。

整整7年。北洋水师没能外购一条新战舰，一门新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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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禁令人深思，翁同龢在这件事情上绝对脱不了干系。这老先生再缺钱花，为什么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盯着船炮经费？

如果这证据还不够“铁”，那么两则事可以佐证。

一是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作为军机大臣，还到天津视察军舰战备情况，李鸿章怒目以视，质问：“你自己就掌管财政，平时请示拨款都是被你否决，现在问军舰，你说军舰可顶事吗？”（“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一般人被这么抢白，应该无话可说了，但翁同龢有话说。曰：“我为国家节省支出，是尽自己的职。如果我办的不对，为什么不再上报请示？”

这简直是耍流氓的腔调嘛！

二是1894年10月，户部对北洋未购军舰的“完美”解释是：奏明停购军舰两年，是1891年的事，已经解禁两年了，一些省份也购了枪炮，北洋没有购，却不知什么原因。

话外之音，责任还是在北洋自身。

这已经不是耍流氓的层次了！是“流氓懂文化”的高度！

这就是翁同龢老先生“正大光明”干的事。

对，我也仔细查证了一番，有记载，买船是买了。1894年2月，“（光绪）二十年，订购英国砲舰一艘，命名福安。”这是甲午战争打响的当年！

也有记载，解禁以后，南洋确实也定购了外舰，但是，直到1895年，“二十一年冬，南洋订购之辰、宿、列、张四雷艇来华。飞霆、飞鹰二驱逐舰在英、德厂造成。”这年冬天——甲午战争已经结束，南洋定购的鱼雷艇刚驶回大清，而两艘大的驱逐舰才刚刚造成！

买船不是逛超市，也不能是逛二手货市场，都有现货。造铁舰，可不是纸糊个风筝，一天半日就行了的。

你去年前年订，今年能用上，就算不错了。

真叫人攥紧铁拳、咬紧钢牙，现在到来，于前事何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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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不把公家的银子往自己兜里装，是清廉；按照开支项目用钱，不挪借乱花，是公道；维护国家强盛，是职责；能不能把银子用到刀刃上，花在急需的地方，是智慧。（对现代人讲，除了搞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科研技术发展等等，还可以使用财政补贴等作用，发挥财政支出在市场经济上的杠杆作用。）

当权者在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个人学识修养、成长经历所造就的思想意识、学术观点，乃至性格喜好，无一不是决定其决策和行为走向的关键性因素。在一个权力往上集中、各级各部门都是个人说了算的封建制度下，有时候，当权者个人一个念头能成事，也可能会坏事。

特别是，判断银子怎么花才好，凭借的只剩下了“智慧”——精于政治斗争和人情世故的另类智慧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该再来仔细琢磨，翁老师为啥对水师，对海军如此苛刻？

因为，皇帝家知道的道理，翁老师一样：捏住各支军队的钱袋子，筹拨饷银公费，就是捏住他们的“撒手锏”。

这样做又是因为，他是清流派领袖，是慈禧一度宠信的大臣，但他更是帝党的头儿。

作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甲第一名进士，也就是状元出身的学者型官员，翁老师与李鸿章这些“公务员考试”成绩没自己高，与左宗棠、曾国荃这些甚至都没通过考试的官员们不同。加上他们是借镇压内乱起步、走到封疆大吏位置的，可能属于走的道不同，也就谋不到一起。加上文人统兵，好像比单纯的武将还难斗，让人戒心更重。

虽然瓮老师大多时间都是在两朝皇帝的书房教书，在朝廷内行走、提建议拿决策，但好象没怎么佩服人家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善于处理社会安定问题等优点，也没有对他们的经国治世的能力水平表示出相当的认可和信任。

这都是一方之见，也算互有成见吧，人家还不一定瞧得上他老翁呢。

不过，要说翁同龢迂腐，只知孔孟之道，似乎也不对。他在对光绪帝教授《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还讲授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据说这些对光绪帝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么说的话，他还是洋务运动的理解支持者，甚至思想上比洋务派走得更远。

历史上的清流派，虽然对办洋务之人“清议”最多，但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也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