辖庄河市西南)，与大连湾之间隔着一片岛群——长山岛诸岛。

正是因为这一处海岸很浅，大船无法靠近，所以清军并未在此设防，连炮台都没有。

日本人自以为，这正好达到出其不意，更便利了日军的登陆活动。

但，日本人真的做到了人不知、鬼不觉，那么出其不意吗？

不是，清军早就有个大概的了解。

日本海军搞这么多动作，频频在大连外海侦测，稍微动动脑子，也该预感到了。

非不知也，乃不为也。

更体会清军难处一点说，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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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祐亨在海上玩“巡游”是假，派军舰到近海侦察却是真，尽管他们搞得很隐蔽，还是露出了珠丝马迹。李鸿章敏感地想到：直奉将有大警讯。

早在日军登陆前的二十多天，李鸿章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基本确切地知道，日军将犯旅顺。

9月28日，他电告旅顺诸将及丁汝昌，说：“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要求各炮台加强守备，海军加快修理船只。

10月2日，又电丁汝昌及龚照玙说：“日决意以兵船护运陆兵二万，或旅顺左右各岛，或山海关一带，上岸滋扰。”

15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迭接龚使照瑗电称：英、法水师提督屡电，倭欲由大连湾旁登岸，抄袭旅顺。”

驻英国公使龚照瑗不断转来的情报，使大清基本掌握了日军欲由旅顺口后路登陆的动向。

这说明，大清本来是有时间准备的。

李鸿章十分清楚，“大连湾尤为旅顺紧要后路，互相犄角，湾防不守，则旅防可危。”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强大连湾的防御。

但是，李鸿章能做到吗？

不能。因为，海军已经无力再战，陆军，也已经不敷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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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先是北洋舰队停泊旅顺船坞，尚在修理之中。后在李鸿章一再催促，尤其是朝廷上谕严厉的督促之下，丁汝昌率6舰勉强出海，也不过是按李鸿章的意思，“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寄希望于“我海军出巡威、湾、旅一带，彼或稍有避忌。”[《寄旅顺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本来就是打算做做样子，吓唬人的。

前边我们分析，丁汝昌的一切行动已经清楚表明，海军根本不敢，也没有力量再去硬碰硬地对阵，北洋舰队作为一支机动战略力量的作用已经不存在了。

海军靠不上，只能指望陆军在加强陆路防卫上做努力。无奈，驻守旅顺的宋庆、刘盛休所部，已经抽调鸭绿江，拆东墙、补西墙，还是住破房。

目前所能做的，也仅是命令天津的正定镇总兵徐邦道率拱卫军，乘轮东渡。

这等于是从京畿之地硬抽出来加强旅顺方面的防御，还是李鸿章下了最大的决心，因为“旅防可危，不得不并力于此，实无余力分扼他处。”

实际上，这些人马填进去，也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日本陆军选择鸭绿江战役就要打响的时候，发起这场登陆作战，时间是相当巧妙，配合得恰到好处。

大清已经应接不暇，难以两顾。大清的军事，就是这个样子，即使其他地方有兵可调，也赶不过来。赶不过来，也就等于没有。日本陆海军跟大清要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样叹息，怒骂，批判，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假设……辽东海岸守卫就是那样，顾得了这边，顾不了那边。

就清军当时的机动能力，当时的武器射程，也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机动防御。

所以，就算加强了花园口，别的地方又弱了。日军有时间，总能找到一处薄弱的地方，登陆上岸。因为，进攻的一方本来就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什么时间，由哪里进攻……

所以，基本可以这样认定：李鸿章即使早就知道也白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发起行动。

大清将士是永远规避不了挨骂的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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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危难时候，又一个忠勇之士有机会就此登场。

徐邦道(1837—1895年)，字见农，四川涪陵人。早年参加楚军（湘军一支，老上级是名将左宗棠），累迁至副将。后转入淮军，隶于刘铭传，后以提督记名。1880年，调驻天津军粮城。1889年，实授正定镇总兵。

甲午战争爆发后，徐邦道就奉命招成拱卫军步队三营，连同手里原有的马队一营及炮队一营，共有五营。一个实职总兵，带的这个字号很大的拱卫军，其实就这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