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责守在台湾，还为刘永福出主意，“请设邮政局，未旬日而征银五千余两”，税务司竟办起邮政局，挣点银子接济抗日饷需。

但是“饷械不至，俄师渺然”，希望中的饷械没有着落，幻想中的俄国外援也没有出现。他还为大清朝廷担心，一旦台湾一失，各国瓜分中国的贪欲恶念会随之而来，“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

锥心泣血，让人不忍卒读。

除台湾通史上记载的“唯闽粤总督各贻旧枪一二千杆弹药数万粒而已”，督抚们许诺的支援再也不敢也没法兑现，全部食言，无一例外。

这一切，还是因为那个大清卖国朝廷把坏事做绝。自日军进攻基隆之前，清廷即以“现在和约既定，而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为由，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械勇丁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军机处电寄张之洞等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加上日舰拦截、封锁，各地对台只能少量暗济，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后来朝廷还有那么两次指示采取“偷运”的法子，“著张之洞再拨奥枪一万枝，设法解往。”因“惟和约已定，此时运解军械，务宜慎密，免致藉口生事，是为至要”。及至后来，因怕有碍他那个中日友好“大局”，加上被英德等国使坏阻挠，“惟近据英德使臣言上海广东均有军机解往，并有勇丁由粤往台，疑为中国暗中接济，登之洋报。”竟采取登报纸批露的方法捣乱，朝廷怕情况暴露，“而此等谣传，实于和约大有妨碍”，即将前令作废，指示停止解运。[据《清实录》]

一向不讲国际信誉的小日本，竟能用遵守“合同”的国际信誉将大清牢牢束缚起来，如此窝囊，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

于是，包括保台喊得最响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后来竟也以“台向不归江南管辖，来便越俎”为辞，把自己摘了出去，推了个干净，还在电报中暗示刘永福“朝廷命令官员内渡，也包括你”[《张文襄公全集》，《中日战争》(5)]。

罗绮章、易顺鼎筹款的遭遇，就是刘永福的遭遇。

与易顺鼎千辛万苦募集的款项类似，内地组织的捐款最终全部被截留，无法再运上台湾。

想当初康熙“十全武功”之一，何其壮也，虽然“收台”回来只当是装点门面，长期疏于治理，朝廷只知把爪子伸向大陆富庶之地，但毕竟还有一个主权的明证。今康熙的不肖子孙竟如此不争气，严令采取“海禁”这种政策手法，竟是玩起了康熙朝之前、台湾还是郑家经营时，大清曾使用过的那一套。

被自己人背判、让自己人坑，比被敌人攻击还让人心寒窝火。

黑旗军难，真比丁汝昌、比北洋舰队、比威海的遭遇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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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彰化之战，黑旗军折损大半，已是元气大伤。

这个时候，部下又有很多人失去希望，纷纷逃离。

逃跑将军李维义自彰化奔回后，再三提出要到布袋嘴一带据险扼守。这确实是个比较紧要的地方，日后一部日军就是从这里登陆台南的。刘永福于是相信了他，于拮据中发给饷银，让他统镇海中军左营前去防守。然而李维义一到布袋嘴，即“将银席卷，并连各枪支变卖”[《甲午战争史》]，雇船逃往厦门了。

兼护台湾道道台和台南府知府的安平县知县忠满，一直不积极作战，彰化危急时，借故违令不去增援，[事见《台湾通史》]接着也弃军逃往厦门。

部下的叛逃，更使刘永福内外交困，而台南的形势就更为严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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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刘永福仍不放弃，力撑危局。

黑旗军宿将王德标正在嘉义县养伤，“英气不衰，誓吞敌”[洪弃父《台湾战纪》]，刘永福命他在嘉义据守。

采纳文案吴桐林保举，起用杨泗洪统镇海中军正营、后营、前军右营、武毅右军右营兼吉林炮队共五营，“节制黑旗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勇队，咸归调遣”。[吴桐林《今生自述》，见《中日战争》(6)]

接受文案吴桐林、罗绮章的两项建议，采取“议抚”，招抚各地抗日的义军首领共同抗日；并实行“仿内地保甲,行联庄法,令各乡自近及远，渐次举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实际上就是发动村庄联防联保，“一庄联十，十庄联百。由合南联至台中，由台中联至台北。倭至则协力攻倭，倭去则严查土匪。”[《甲午战争史》]

除了从彰化突围而出到达台南的徐骧，直接接受黑旗军指挥，继续战斗，台南各地的义军首领纷纷起来响应，其中非常著名的的嘉义大莆林的简成功、简精华父子，嘉义中埤庄的黄荣邦，和恒春阿缑的林义成。

9月1日，刘永福任命简成功总统义军，重新在台南恢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