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他人——通常是依赖我们，他没有主心骨。如果身边的世界垮塌了，就像现在一样，他就会无所适从。这也是我们家现在的遭遇。我们虽然都在努力抵御，但也都很盲目。”

安娜咽了下口水。其实她内心深处从一开始就知道努里是这样的人。在芝加哥时，努里搬进了她的公寓，是她照顾着努里。是她鼓励努里写论文、去和别的伊朗学生交往、去参加政治活动的。努里很依赖她。

“努里当时就想去一所很好的美国学校学习，然后回国当一名工程师，成为特权精英阶层的年轻商人。”

彼尚说的没错。他们回到伊朗后，努里就转而依赖父亲了；父亲会为他找工作，买房子，排忧解难。

“可后来，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变得混乱起来。现在新秩序建立了，形成了新的精英阶层。努里的梦想破灭了，他不知该怎么排解自己的愤懑，所以便发泄在了你身上。他这么做当然大错特错，可也不是没法理解。”

安娜反复琢磨着这些话。公公说的没错。革命开始后，哈桑就成了努里的主心骨。努里费尽心力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扮演别人为他设定的角色。

“当然，这是我的错。”彼尚说。“帕尔文和我应该把他教育成成熟自信、责任感很强的人。”

安娜皱起眉头，问道：“讲这些干什么？”

“因为我想让你知道努里并不是坏人，他只是很不成熟，很恐慌。而你比较有主见。我始终认为你是他最好的选择。你能等他熬过这一阵吗？我知道这很难，也知道你俩一度很幸福。我也相信，这一切……”彼尚挥挥手，“只是暂时的。这场闹剧……会结束的。”

安娜凑过去在彼尚脸上轻轻一吻：“您真是个好父亲！”

彼尚握住安娜的手——似乎快要哭了。

“我有个问题。”

彼尚眨眨眼。

“是你没收了我的护照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没告诉我？”

“你不知道？”彼尚关切地问道；神情中看不出有任何虚伪。

“我以为努里告诉你了。婚礼前我就告诉过他了。伊朗的法律规定非伊朗籍的妻子需要上交护照。”

“没人告诉我。我一直以为我的护照放在楼上的保险柜里。”

彼尚叹了口气，摇摇头说：“抱歉，安娜。”他望向远处，眼中充满了忧伤。“我一直在等你申请伊朗护照，其实早就该察觉到你对此毫不知情。”

安娜相信了他。是努里做得不对；又是努里。彼尚再次向安娜道了歉，然后收拾好东西走了。安娜把他送到门口，又目送他一程。她能理解彼尚，毕竟他是努里的父亲，深爱自己的儿子。他说的没错：也许努里专横霸道，喜怒无常，但那些都不过是嘴上逞强而已，他内心其实十分脆弱、十分恐慌，仿佛在一片陌生的水域挣扎，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宣泄愤怒。

想到这儿，安娜心中忽然燃起一线希望。如果努里耳根子这么软，那么自己也有可能说动努里；她不能也不愿告诉彼尚自己想要要离开伊朗——可她必须离开！

那晚哈桑也出人意料地来了，他最近一直都没怎么露面。安娜疑心这是因为他一直在给努里洗脑，所以不好意思过来。但他来了之后，安娜就不这么想了。努里让她待在卧室，再三叮嘱她不得下楼。

开始安娜很高兴能够自个儿待着。努里接二连三的羞辱让她十分苦恼。她找来一本书看，可总是心神不定。她想知道多伊奇是否联系上了爸爸。爸爸在政府里有关系，肯定有法子帮我逃离伊朗；我的余生就这么被困在了这儿——实在是无法忍受！

她试图专心看书，可楼下的说话声引起了她的好奇。努里从没告诉过自己他去了哪儿，去做什么。她只知道努里经常出去饮酒作乐，说不定还找了女人。努里不像哈桑那样交际甚广，地铁工程那些同事都离开了。如果她知道努里都去了哪儿，做了什么，说不定还有机会说服努里放自己走。想到这儿，她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

哈桑和努里用波斯语交谈着。安娜听了一会儿，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们可能说的是方言。她自责了一番，告诉自己，集中注意力肯定能听懂，毕竟自己已经在伊朗待了一年。她闭上眼，重新认真听他们说话。她断断续续地听出了一些词，可大部分时候还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后来听到努里提到自己的名字，还有“多伊奇”、“瑞士”等词。她向前靠了靠。

安娜没太听明白哈桑是怎么回答的，不过那语气十分干脆简洁。

令她感到困惑的是，努里像是在辩解什么。难道努里还没有感觉到哈桑的傲慢？也许是他故意忽视了这一点？哈桑难道在教努里怎样摆平自己，怎样变本加厉地羞辱自己，让她感到自己是多么无足轻重吗？安娜强忍住眼泪。她感受到了公公作为父亲的痛苦——儿子的天赋和生命就这么被浪费掉了。

哈桑放慢了语速，口齿也清晰了些。安娜慢慢听出了他在说什么。当安娜听到彼尚的名字时，她愣住了，心都快蹦了出来——他们正在商量怎么处置彼尚和这栋房子！

“你得让他们明白你站在他们那边。”哈桑说。

努里的回答语气很重；他拒绝了吗？

哈桑用充满同情的语气说：“努里，我能理解你需要养家糊口，不过可别忘了，福兮祸所伏！”

努里说他没精力了：“我斗争不动了。所有这些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