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统一而融贯，不大关心什么“自我”。古典的如荷马、埃斯库罗斯，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都是如此。另外有一些作家发现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裂痕，慢慢有了自我意识。比如欧里庇得斯、维吉尔、贺拉斯等人。他们的作品具有怀旧、忧伤、幻想、浪漫等特点，即是自我意识的证据——伯林称之为感伤。（《反潮流》，译林出版社）可是到了已经“祛魅”（disenchantment）的现代，人们不得不依照个人主义的原则各行其是。一旦“自我”成了评判一切的终极法官，相互理解就出现巨大的困难。试图描述这一现代困境的作家，诸如卢梭、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马克思、尼采等人，他们展示了现代人愤怒、反叛、颠覆、牺牲的“自我”。但更多的人则放弃了理解的努力，企望通过征服和控制他人的方式来塑造自我。如此，自恋就成了“现代人所共知的神经质”。

这话听起来费解，不如举一段精妙文字来得生动。在胡兰成回忆五四时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写自己的朋友刘朝阳来到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接下来他描述道：“房里只有板壁、床与桌椅。板壁上日光一点，静得像贴上金色。床上枕被，因为简单，因为年轻，早晨醒来自己闻闻有一股清香。桌上放着一部古版的《庄子》，一堆新上市的枇杷。”（《山河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表面上看，胡兰成遵循着通过理解他人来展示自我的传统方式——借写朋友的清简，实写自己的恬淡。可惜他造作得太过火了——桌子上《庄子》和枇杷的精致“摆放”就不说了，朋友的体臭是否清香扑鼻，是否清晨醒来自己要闻一闻，实在是神鬼不知的事情，偏偏胡兰成以李代桃僵之术做到了。照我看来，这不仅是表演崩溃，更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讲，自恋的一大特点就是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现代性的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胡兰成的文字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从文学现象的角度看，自恋早已洪水泛滥。就像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心理疾患，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就是集体自恋。（《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看看我们周围，粉饰自我的大有人在。50出头就埋首编撰自己的文学年谱，谈起过去的劣迹偏俨如英雄，美化80年代的风光，丑化今天的对手，身后的毁誉太过虚妄，一切都要马上兑现！

诗人在春天

几天前参加了一场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