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吸取。同时，法国地方上的自由权利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也已停止，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渐趋混淆，“旧有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被磨去”，最终导致“巴黎吞噬了外省”。

一位旅行家在攻克巴士底狱之前离开巴黎去各地游历。他发现各个城市都群情激愤，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偶有集会，也是为了听取来自巴黎的消息。旅行家每到一个城市都询问市民打算做什么？得到的回答一模一样：“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写道：“外省就是外省，巴黎就是巴黎”，其态度甚为模糊。不像帕斯卡，他在《致外省人信札》里设计的那个通信对象倒是一个淳朴热情、对世事知之甚少却充满好奇的“外省人”。

有意思的是，这个法国人的专用词所对应的中文竟是乾隆帝尤好使用的。在他斥骂臣子的朱批里面，“外省习气”“外省恶习”“外省模棱之风”等词句几乎成了习惯用语。比如他在一个大臣的奏折上批注道：“平日尚属实心办事之人，不意其亦染外省模棱恶习。”对另一个大臣，他则如此叹息：“汝在刑部，表现出色。然一任外省，即染模棱腐败之陋习，殊堪痛恨。”所谓“外省习气”，在乾隆心目中之不堪，恐怕连巴黎人也难以理解。——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的时候，一个办暂住证的大妈很惋惜地对他说：“多好的青年啊，可惜不是北京人。”那位大妈估计理解。

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整体上显得粗率，他说在甲骨文字形中，“京”与“高”相通，有着高于一切地方的意思，而中国有“重京师而抑郡国”的大传统，这似乎不能完全解释所谓“外省”的内在含义。不过他举的例子很有趣。他发现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城市在市政规划上基本雷同，可以说是整齐划一。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上海。因此长期以来上海就成为一个被压制的对象，以使其俯身于首都之下。将孙隆基看到的情形与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比照，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巴黎吞噬外省，是因为法国地方独特性的消失。而中国各城市以及城市居民的矮化和自我矮化，可能不乏类似的原因——去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建筑、雕塑、广场乃至城市格局，都是对大城市的模仿。而大城市呢？毫无疑问地模仿着北京的格局。

地方独特性的消失，大概是“外省”受到轻视的原因。至于“外省习气”，倒像是一种不易压制的顽强的精神——被乾隆爷深恶痛绝的东西，无论如何，肯定是有趣的。

八卦东南飞

一个普通读者没有一点八卦精神是不行的。白日里工作够严肃紧张的，回到家中读读书还得紧锁眉头那就无趣了。如果书里书外有些隐秘线头让你捕风捉影，如此读书岂非乐事？

就拿葛兆光的书来说吧。我就很奇怪，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任教于清华大学，在中国思想史领域成就斐然，为什么清华大学出版社很少出版他的主要著述？为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很少出版他的著述？作为一个八卦的读者，当然不能要求我对此有什么翔实的考据。但就我所知，除了《屈服史及其他》《中国禅思想史》外，葛兆光的主要著述大多没有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出版，这实在是一个很八卦的疑问。随便列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古代中国文化讲义》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天下、中国与四夷》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经典十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葛兆光最有影响的著作《中国思想史》也是在复旦而非清华或北大出版。上海成为葛兆光的“出版基地”，除开他本生于上海的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秘密呢？

我刚刚开始八卦探秘，就传出葛兆光就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的消息。令人感慨的是，葛兆光为何舍燕园而就复旦，向来八卦的媒体竟然对此毫无反应，奇怪也哉。

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的自序中，身在清华的葛兆光说他对清华文科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薄弱状况有些了解，“也深深地为现在历史理论贫乏和研究方法单一而焦虑”，希望自己的课程能对这种状况有所匡救。那是三年前所写的内容，应该也是葛兆光三年前的愿望，为什么短短三年变化如此之大呢？

不由得想起陈嘉映离开北大受聘于上海华东师大的旧事来。陈嘉映的东南飞，据说与他不符合北大某些规章制度、因而无法提为正教授、不能指导博士生有关。我更想到更早之前，因为博士生没有在所谓核心刊物发表论文被学位委员会拒授学位，邓晓芒愤然提出辞去博导的事情。但当时尚有赵汀阳、陈嘉映力挺邓晓芒，朱青生致函北大校长要求强留陈嘉映所激起的波澜，而今葛兆光之事如此清冷，奇哉怪也。

之前我曾听人说起北大清华里的“校园生态”，其复杂程度不亚于热带丛林。葛兆光不能留北大而去清华，陈嘉映不能留北大而到华东，大概与不适应丛林规则有关。当然，中国学术界的水深不可测，已经超出了一个读者的八卦能力，姑妄听之。

记得朱青生在建议北大校长挽留陈嘉映的信中是这样写的：“慰留不成挽留之，挽留不成强留之，强留不成，负荆天下。”八卦至此，唯有感动。

风雅的捷径

首先我得承认，我是一个附庸风雅的人。风雅往往不可企及，于是附庸风雅就成了风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