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墙倒塌了

那个化名维尔涅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是个对生活和斗争都已感到厌倦了的人。原先，他曾经非常热爱生活，酷爱戏剧和文艺，喜欢种种社交活动。他有极好的记忆力和顽强的意志，精通好几种欧洲语言，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法语和英语。他说德语时，通常带点巴伐利亚口音，但如果有需要，他能像一个土生土长的柏林人一样，讲一口地道的柏林话。他讲究穿戴，总是风度翩翩。在他的同志中间，他是唯一可以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而用不着担心被人识破的人。

但是同志们没有发觉，在他的心灵深处，早就滋生了对人的蔑视，滋生了绝望的情绪和一种沉重的、几乎像死一样的疲劳感。就气质而言，维尔涅与其说是个诗人，不如说是个数学家。他至今不知道什么是灵感，什么是入迷状态，相反，他却常常觉得自己是个一心要在人们的血泊中求证方圆问题的狂人。他日日夜夜与之斗争的敌人，并不能博得他的敬意，因为那是由愚蠢、叛卖、谎言、肮脏的口涎和无耻的欺骗编织成的密网。最终使他彻底丧失生活愿望的，是他根据组织决定去除掉一个奸细那件事。他心安理得地打死了那个奸细；但是，当他看到死者那副虚伪的、但此刻却变得宁静的脸，觉得这毕竟是人的脸，不由得起了怜悯之心，于是突然从此不再尊敬自己和自己的事业了。倒也不是说感到悔恨，只不过突然不再看重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没有用处的、无聊的局外人。但他是意志坚强、严守信义的，所以没有脱离组织，表面上还是同过去一样，只是一双眼睛变得冷冰冰的，总是露出一种可怕的神情。对别人，他什么也没有说。

他还有一个难得的特点：就像有些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头痛一样，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别人害怕，他并不加以指责，也不表示什么特别的同情，就像对待那种他本人一次也没有患过的相当流行的传染病。他可怜自己的同志，特别是华西里·卡希林，但这种怜悯是冷冰冰的，并不能动真情。像这种怜悯连法官中的某些人大概也会有的。

维尔涅懂得绞刑不单单是死，还包含某种别的意义。但不管怎么，他还是决定像对待与己无关的事情那样，泰然处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而且也不会发生那样。他只能以此来表示自己对死刑的最大蔑视，并最终保持自己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在法庭上，他考虑的既不是死也不是生，而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镇静地下着一盘极端复杂的棋。这一点，大概连十分了解他那种冷静、无畏和傲慢性格的同志们都不会相信。维尔涅是个高超的棋手。从入狱的头一天起，他就开始下这盘棋了，以后一直没有停过。连判处他绞刑也没有使他在想象的棋盘上失去一个子。

虽然明摆着维尔涅是下不完这盘棋了，可他还是在继续走下去。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天清晨，一觉醒过来，头一件事就是修正昨天那步不怎么巧妙的走法。他把一双手夹在两个膝盖中间，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久，然后站立起来，边踱步边想。他的步态也很特别：上半身稍稍前倾，可鞋后跟却重重地、响亮地踩着地，以至于在又干又硬的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清清楚楚的脚印。他用口哨轻轻地一口气吹了一曲旋律简单的意大利抒情歌曲——这有助于思考。

但是，不知怎么，这一回思路并不敏捷。他心里很不愉快，觉得自己走错了一步棋，错得很厉害，甚至很愚蠢。他好几次几乎从开局起回顾自己走过的每一步棋。结果，没有发现失着的地方，但是那种走错一步的感觉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令人沮丧。忽然，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使他感到难过的想法：也许他错在想用下棋分散注意力，借此避免想到死，避免产生被判死刑的人必然会有的那种恐惧感。

“不，我不会这样的！”他冷冷地回答自己，同时平心静气地收起了想象中的棋盘。他以下棋时那样聚精会神的态度，像对待一场严格的考试似的，竭力想认识清楚他所面临的可怕而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他环视了一遍牢房，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件东西，计算了一下到受刑还有多少时间，并在头脑里为自己大略地描画了一幅处绞刑时的相当正确的图景，随即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

“那又怎么样？”他用反问的口气说道，“无非就是如此。有什么好害怕的？”

他真的不感到害怕。不但不害怕，甚至还出现了某种相反的感觉——一种模模糊糊的，然而却是巨大的、豪迈的欢乐感。那个至今仍未找到的错误，已经不再使他懊恼、生气，相反却在预示着某种出乎意料的好事，这就像他以为一位亲密的朋友已经死了，结果那人却安然无恙地笑眯眯地回来了。

维尔涅再一次耸了耸肩膀，摸了摸自己的脉搏：心跳加快了，但仍然均匀、有力、不停地发出怦怦的声音。他像一个初次被关进监狱的囚徒，再一次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周围的墙壁、门上的插销，以及固定在地上的椅子，心里想：

“我为什么感到这样轻松愉快，这样自由自在？是的，正是自由自在。我想到明天就要被处绞刑——同时却又觉得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看看墙——这些墙也仿佛根本就不存在。我是那样地自由自在，仿佛自己不是在监牢里，相反却像是刚从坐了一辈子的监牢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