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了，他终于成了这少数之一。

设备进场那天，产业园放了一挂鞭炮。

不是本地习俗，是王北舟从国内带过来的习惯。噼里啪啦的响声把周边的村民都引了过来，以为是枪声，后来发现是红纸屑满天飞，纷纷捂着耳朵笑。

玛丽大婶说，这是她头一回在克瓦勒区见到放鞭炮。问李朴什么意思，李朴想了想，说：

“告诉土地，我们来真的了。”

设备安装用了十天。

中国的工程师通过视频远程指导，本地工人负责动手。王北舟每天蹲在安装现场，跟着工人一起拧螺丝、接电线、调试控制面板。他那身工装已经洗不出本色，裤腿上永远沾着机油和红土的混合色。

有一次，李朴去工地巡视，看见王北舟正和一个本地年轻工人蹲在地上，对着图纸争论。两人各执一词，谁也不服谁，争到激动处，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斯瓦希里语夹杂着中文，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

最后，王北舟一屁股坐在地上，掏出手机，给国内工程师打视频电话。

工程师在屏幕里看了几眼，用中文说：“你们俩都对。那条线路有两种接法，一种省线但费电，一种费线但省电。自己选。”

王北舟愣了愣，把手机递给那个本地工人。工人看着屏幕里那个陌生的中国面孔，听工程师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又解释了一遍，然后笑了。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站起来，选择了第二种接法。

费线，但省电。

他们一起把那条线路接好，试机一次成功。

那天晚上，王北舟回宿舍的路上，忽然想起三个月前自己在生产线上的日子。那时候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完了，以为朴哥再也不会信任他，以为在坦桑的日子到头了。

现在，他蹲在饲料车间门口，看着那两台巨大的机器在夕阳下闪着冷硬的光，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他掏出手机，给李朴发了条消息：

“朴哥，饲料车间试机成功。明天开始试生产。”

李朴很快回复：“好。后天第一批小农户签约，你准备一下。”

王北舟看着那行字，嘴角咧开一个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弧度。

小农户签约。

那是产业园带动周边农户的第一步。也是他王北舟，从“犯错的经理”变成“能扛事的负责人”的第一步。

签约仪式选在村委会的大榕树下。

不是刻意复古，是因为村委会办公室太小，坐不下那么多人。

第一批报名的农户有八十七户，比预期少了十三户。玛丽大婶说，有些人在观望，想看看第一批签约的人能不能真拿到钱。

李朴说，那就让第一批人拿到钱。

签约那天，榕树下挤满了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有穿着节日盛装的，有刚从地里赶来的，裤腿上还沾着泥。姆博韦带着几个种植组的工人，维持秩序，发号牌，嗓子都快喊哑了。

王北舟坐在签约桌后面，面前是一摞厚厚的合同。合同是斯瓦希里语写的，条款简单直白，每一页都有手绘的示意图——玉米长什么样，木薯长什么样，鱼长什么样，收购价格写在旁边，一目了然。

第一个签约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签的时候手指有点抖。她不会写字，按手印。按完，王北舟把合同递给她一份，又递给她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五公斤玉米种子和一袋复合肥。

“这是预付款。”王北舟说，让玛丽大婶翻译成当地土话，“种子和肥料，不收钱。收成的时候，从收购款里扣。”

女人抱着种子，愣愣地看着王北舟，眼眶忽然红了。

她没说话，只是深深鞠了一躬，抱着孩子和种子转身走了。

玛丽大婶看着她的背影，低声对王北舟说：“她丈夫去年生病死了，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去年种玉米，种子被商人骗了，没收成。”

王北舟没说话。

他只是继续喊：“下一个。”

签约仪式从上午九点持续到下午三点。八十七户，一户一户签，一户一户发种子。榕树的影子从西边移到东边，又渐渐拉长。

最后一个农户签完离开时，王北舟发现自己手边那摞合同只剩最后一张。

那是预留的，给那些还在观望的人。

他看着那张空白合同，想起生产线上的日子，想起贝拉离开时那个落寞的背影，想起自己曾经以为自己再也站不起来。

玛丽大婶走过来，递给他一杯水。

“累了？”

王北舟接过水，喝了一大口，摇摇头。

“玛丽大婶，”他忽然问，“你说，这些人真的会相信我们吗？”

玛丽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他们不信你，他们信种子。种子发芽了，他们就信了。”

王北舟愣了愣，然后笑了。

是啊，种子会发芽的。

签约仪式后一周，产业园迎来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客人”。

不是投资商，不是官员，是一群穿着校服的小学生。

他们是附近村小学的学生，由老师带着，来“参观现代化农业”。区教育局安排的，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让学生们看看，外国投资者是怎么在坦桑的土地上建设未来的。

李朴那天正好在工地，被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围住。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他，用磕巴的英语问各种问题：

“你从哪来的？”

“中国。”

“中国在哪里？”

“很远的地方，坐飞机要一天。”

“你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李朴想了想，蹲下来，和他们平视。

“因为你们这儿的土地很好，太阳很好，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