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移民或者移居的工人妇女社团争取援助，由于她们是移民并且经济地位很低，她们是真正的弱者、被压迫的人。我的新领导同意我继续演讲，每一次演讲都会给予我很大的力量，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顺畅。我给大家看我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这样大家就可以与我内在的小女孩产生连接。多次下来，我可以告诉听众更多的事了，并且我觉得我成了更好的演说者，我可以观察听众的反应，正确调整自己的演讲内容。我已经习惯了飞行的过程。几个月后我已经不再需要萨默医生的录音带了，我可以自己催眠自己，上飞机放好自己的箱子，在位置上坐好，然后深呼吸，闭上眼睛，我会慢慢睡着。通常，整个飞行过程我都是睡着的，这样感觉很好。

在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工作了大概七年后，我离开了联邦政府，成为一名独立顾问，并且全职为儿童虐待、家庭暴力、性侵犯和创伤治疗工作。没过多久，我有勇气谈起小时候我曾经把分裂自己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一直这样生活着；我谈起自己是怎样用这样决绝的办法来适应被虐待，并且到我青年和刚刚成年的那段时间一直用这样的方式面对世界。我让大家知道，我的分裂状态会让我更容易被邻居袭击，在学校也会被欺负，让我更容易成为性犯罪者的猎物。最后我谈及了我的哥哥们和轮奸，我在演讲结束的环节里加入答疑时间，我也为大家的体贴和关怀而感动。我建立了网站，提供我的训练和演讲内容，也提供专业帮助。

几年间，我只是提及分裂状态却没有提及DID，有时在回答大家的问题时，我能够感受到他们一定知道我患过DID，但从没有人直接问出来。直到2005年，我发行了《一个幸存者的故事》（ASurvivor's Story）的培训视频，并且向国家性暴力犯罪资源中心投稿时，我才在公众面前公开我曾经患有DID的事。我最终完全站了出来，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来。

得到的回应出乎预料的好，我收到全国各地的电子邮件和邀约，去全国各地演讲。我感觉很好，我已经不再担心律师谈论心理方面的话题会出现的问题，我是从内心出发谈我的经历，这会是我一生的工作。

尾声

我躺在亚特兰大的酒店的床上，我很想家。我不喜欢东奔西跑。我起身集中精神准备一天的工作，把要做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是一个由250多位社工参加的洲际会议，我的演讲主要是从自身出发讲一讲创伤的影响，同时还要参加几个通过自身经历治愈创伤和DID的工作坊。

我喜欢这样的工作，但我还是不喜欢东奔西跑。我提醒自己，我可以帮助专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