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她的肢体语言非常生动活泼，那是他很陌生的一面。他听不见她说的话，可是他看见她的手很使劲地举起又放下；这只手，他发现自己根本认不出来；那是另外一个人的手；他所感受到的，不是香黛儿背叛了他，而是另外一回事：他感觉她不再为了他存在，她到别的地方去了，在另外一个人生里，要是他遇见她，他不会认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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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黛儿以一种吵架的声调说：“可是，一个托洛斯基派分子怎么会变成一个有信仰的人？逻辑在哪里？”

“亲爱的小姐啊，您听过马克思那句名言吗？改变世界。”

“当然。”

香黛儿坐在靠窗的位子，对面坐着他们办公室里最年长的一位女同事，这位雍容华贵的女士指头上戴满了戒指；坐在这位女士旁边的勒鲁瓦继续说：“不过，我们这个世纪让我们了解到一项重大的事实：人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也永远不可能改变它。这是我作为一个革命者，从经验里得到的基本结论。其实，这个结论每个人都同意，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不过，另外还有一个结论更深奥。它属于神学的范畴，这个结论是：人没有权利改变上帝创造的世界。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这个律令。”

香黛儿兴味盎然地看着他：他说话的样子不像老学究，而像个挑衅者。这是香黛儿喜欢他的地方：一个男人冷酷无情的声音，他把他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一种挑衅——一种革命者、或是前卫人士所拥有的神圣传统；就算他所说的是最习以为常的通俗真理，他也永远不会忘记“吓吓那些资产阶级”。然而，当这些最具挑衅性的真理（“把资产阶级架上刑场的木桩！”）获得权力的时候，不就成了最习以为常的真理吗？不管任何时候，成规都有可能变成挑衅，挑衅有可能变成规。重点是，每一种态度都要有坚持到底的意志力。香黛儿想象着，勒鲁瓦在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喧喧腾腾的聚会上，以他聪明、合乎逻辑，而且冷酷无情的方式，零零碎碎地贩卖一些格言，任何来自常理的反抗在这些格言面前都会溃不成军：资产阶级没有生存的权利；工人阶级不懂的艺术应该要消失；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科学是没有价值的；教这些东西的人，应该把他们赶出大学；与自由为敌的人不应该享有自由。他大声宣扬的句子越是荒谬，他越是觉得骄傲，因为这需要很高的聪明才智，才能在没有意义的观念里注入一个合理的解说。

香黛儿回答他：“我同意您的说法，我也认为所有的改变都只有害处。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世界抵挡一切改变。唉，世界不知道该怎么样停止改变，脱离这条疯狂的轨道……”

“……然而，人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工具，